边的地上，摊开他那长长的旧大衣，把自己裹在里面。他已经躺下了，还咕哝说：“公民们，守着，别让我烧着啊。”
  火烤得我们浑身无力，疲倦不堪。我记不得是谁先睡着的。我们坐在那里用膝盖抵着肚子睡着了。
  一阵尖锐的嗡嗡声惊醒了我。我跳了起来。篝火熄灭了，但地上亮光光的，月亮还没有下去呢。德寇的重轰炸机群低低地飞过上空，发出一阵阵讨厌的咆哮声。
  老头儿仰脸朝天，摇晃着一个拳头，用德国话大骂飞行员：该死的东西！——还有些别的话……
  他在田野里跑来跑去，疯狂地挥动着两条瘦瘦的胳膊，那种样子，好象马上要腾空去追捕飞机似的。
  老头儿一看见我，就叫：“你们听着！射击，射击呀！有一道命令，叫用一切类型的武器射击敌机！射击呀，去你的吧！！！”
  当机群消失不见时，老头儿才双手掩着脸，精疲力尽地倒在地上。
  “有什么事让我们代劳吗？”西蒙年科同情地问。
  “别打扰我！”老头儿回答说。接着他又比较温和地说：“不用关心我。你们不能帮助我。我也没有什么能帮助别人。我现在是个流浪汉——再没有别的。”
  好，我们就走得远一些，让他安静一下。我们回头望了两次。那头母牛仍旧躺在灰堆边；有胡须的老头儿跟它坐在一起。西蒙年科发觉他的肩膀直打哆嗦。
  很明显，老头儿受过极大的刺激。什么事呢？他为什么要用德国话咒骂呢？他这样激烈地咒骂德国飞机，便表明谁是他的敌人了。
  “他到哪里去找避难所呢？”西蒙年科小声问。
  他不久便认出了到列索沃耶·索洛琴切去的路。就在这里，他突然想起道：＇我说，费多罗夫同志，我要回去把他领来。我母亲会把他接进屋里去让他暖和暖和的。等着我，费多罗夫同志，行吗？”
  “行，只是希望你留神，别养虎伤身才是。谁知道他是什么人……”
  但是西蒙年科只是摇了摇手便跑回去了。
  我在路旁的灌木丛后面安顿下来。我等了好久，冷得打战，蜷缩着身子，不知不觉又睡着了。
  西蒙年科费了很大的劲才把我推醒。
  “咱们走吧，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他附着我的耳朵喊道。
  “老头儿在哪儿？您没找着他吗？”
  “他不愿意来。我的建议很使他感动，可是……看来，他的脑子大概已经不健全了。他老是重复说一句话：‘他们会到处找我……’他们是谁，为什么要找他呢？我一点也不懂。他坚决谢绝和我同行。当我和他告别时，他握住了我的手，热烈地抖动着。他说：‘多谢，多谢您的好意……’你对他有什么办法？要是德国鬼子找到了他，可能把他枪毙的。有人说，德寇要杀死所有患精神病的人。”
  下一次停留，时间相当长，是在西蒙年科的故乡列索沃耶·索洛琴切村。我在这里，也享受了一份慈母的抚爱。
  夜里，两个又湿又饿的男子踉踉跄跄闯进了一个孤零零的老大娘的草屋。
  “啊，儿子，我的儿子！”老大娘大叫一声，用手臂抱住了西蒙年科的脖子。
  我站在查边等着。母子俩彼此快乐地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她仔仔细细问了许许多多问题——他一一回答了；接着，他又仔仔细细问了许许多多问题……我享受着热气腾腾的草屋的温暖，呆呆地咧着嘴笑。
  老大娘烧热了水，给了我一套干净的内衣，我们从头到脚洗了个干干净净。洗过澡，我们挨着桌子坐下来，吃了鸡，盆子里还有红红的、新腌的番茄和坚实的、有泡泡的黄瓜。
  我们尽情地休息了一整夜和差不多第二天一整天。那晚上我谁得真舒服！我身下是褥单，身上是被单，在上面还有一条棉被……雨点敲打着玻璃窗，风在烟囱里打着唿哨，可是我一直睡下去……我醒来就听一下，因为我想到德寇就在这里附近的什么地方，然后翻了个身再睡……早晨，我们又吃得饱饱的。
  西蒙年科的母亲对我端详了一阵说：“这样一位大人物，穿得这样破破烂烂，这怎么成呢……”
  她从衣柜里拿出一段结实的料子，替我做一件军装上衣和一条裤子。她想要自己裁剪，画好了样子，却不敢动剪刀，于是带着衣料到什么地方去了。
  回来时，她说：“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跟我到裁缝那里去吧，他正等着您呢。”
  当然，如果按照秘密活动的严格的规则，我应该好好警惕。何况实际上，我还没有完全了解这位老大娘，更不待说裁缝了。
  他凭什么理由要同意象女主人所说的那样，替我做一套衣服，而且在一天之内做好——这是不是个圈套呢？我的手枪还在枕头下面，假如我去拿，女主人会不会见怪呢？
  然而想得到一套干净的新衣的欲望压倒了顾虑。
  我决定了：“好吧，这里没有人记得我的面貌的。即使记得，在这样打扮之下，也认不出来……”
  我一生一世也忘不了列索沃耶的乡下裁缝替我做的那套衣服。
  我立刻清楚地看出，裁缝已猜透了定做衣服的顾客是谁，就是对他的妻子或女儿们来说，也都不是秘密。他家里的人全都会做衣服。这套衣服所以完工得那么快，是因为他全家都动手做。这样一来，这一家人，从老到小，都知道自己是在帮助一位最高苏维埃的代表，党的省委书记，而且都知道自己冒着生命的危险。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露出任何表示。主人量过尺寸，问起了一般的问题：有没有衬布、钮扣和袋布？
  “没有？好，那么我们自己来找一些吧。您明天早上来拿衣服。”
  我说：“工钱呢，现在给还是过后再给？”
  “您说什么，……同志，”这时裁缝险些儿叫出我的名字；但是他的妻子对他狠狠地瞅了一眼，他顿时想起来了，简单地说，“战后再算吧……”
  我在列索沃耶大约住了六天。我在那里没有展开特别的活动，只是养精蓄锐，观察人民，估计情况，并且考虑了许多问题。
  伊凡·西蒙年科到什么地方去了，他母亲忙着做家务事，房间里只留下我一个人。这个房间很干净，有花，圣象底下的台布，还有时钟的均匀的滴嗒声。我已经好久没有在这种环境里生活了。从前我出差到各村去的时候，不消说时常在这种草屋里逗留或者过夜；可是那时的情形是完全不同的：屋子里总是挤满了人，区里和村里的干部们时常来谈话，一直争辩到深夜。早晨，我们就动身到地里去了。
  现在我独自坐在这里，没有人来找我，也没有人来问我。
  我用鼻子哼着歌曲，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有时停下来，就紧靠在那暖热的火炉上，然后再继续踱方步；有时我坐在窗前，凝视着村道。没有书。写封信吧——没有文具，也没有对象。我长远长远没有看到报纸，也没有听到无线电。
  当时我应该活动、领导……工作的条件虽然已经改变……但是要知道党仍然是人民群众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谁也没有解除我的责任。假定说，中央委员会召见我，问我……不待说，他们首先就会问我，人民在敌人占领的村子里生活怎样，农村的经济情形怎样，人们的心情怎样，人民怎样在反抗侵略者。当然，还会问我：“费多罗夫，您在做些什么？您将来的计划怎样？您打算怎样计划地下组织的工作？”
  这些正是我在西蒙年科清静的小房间里反躬自问的问题。我对自己不满意：我没有准备好什么答复。
  我发觉自己依然保留了旧习惯，我的思想体系还常常是战前的一套，或者确切地说，还是公开的那一套。
  我隔着窗户往外望，天正下着细雨。远处的地里，有几个女子在把庄稼打成垛子。我一面看，一面发觉现在这种天气是造成将来的丰收，不过打垛子却已嫌迟了……但是突然我驳倒了自己：目前德国人在这里，一切都相反啦。天时对德国人有利，他们会从农民手里抢走堆好的庄稼。
  我回想到，三天前我在公路上发现碎玻璃瓶的瓶底，我曾机械地把它踢在一边。这种动作是合情合理的。每一个有文化的人都会这么做：因为路过的汽车可能在玻璃上驶过——可能割破车胎，弄坏内胎。但是现在只有德寇的车辆会开过那一条公路。我想到这地方，便跑回去把碎玻璃放在车辙里。
  我们必须使自己习惯利用一切可能的、不管多么细微的机会去破坏敌人，伤害敌人。
  这会儿妇女们还在堆庄稼……我在肩上披了一件短外衣，大踏步地走到地里去。
  “谁命令你们打垛子的？”我问一个女人。
  她们跑拢来，把我团团围着。
  一个年青、壮健、个子不高的集体农庄女庄员，反问我道：“咱们不打怎么办呢，庄稼不是要烂了吗？”
  “谁发的命令？”我激动地再问。
  “工作队队长。”
  “队长在哪里？”
  大家指着最先回答我的年青女庄员。
  真奇怪：没有一个人问我为什么干涉这些事情，谁也没问这一点；甚至没有人问我在这里干什么，也没有人对我的语气觉得奇怪。
  女队长实事求是地解释说，她并没有接到什么人的命令，不过自己是个斯哈达诺夫工作者，才召集大家来干活的。
  当我问她为谁保存粮食的时候，女队长明白我心上的意思了。她急得要命，眼眶里涌出了泪水。她说：“同志，您怎么可以这样说呢？我是个斯哈达诺夫工作者，到莫斯科去参加过集体农庄展览会。您怎能认为我现在是为德国人干活！……大伙儿不过是干活儿干惯了，手脚需要活动活动。”
  我们交谈起来了。我劝她们把所有的庄稼按户分藏起来，悄悄地打好麦子，并且好好地藏起，埋在地窖里。
  “不让德国鬼子有一粒麦子！明白吗？”
  “明白啦，同志。”
  妇女们告诉我，村里没有伪村长。只有一个代理——前集体农庄主席，名字叫什么博契科的。过去他是个党员，好象是因为破坏粮食收购而被开除党籍的。
  “他是个好人，不欺侮人……”
  “德国人呢？也不欺侮人吗？”
  看来德寇还没有在村子里停留过，只是路过罢了。他们匆匆忙忙地抓走一些小鸡、小猪，还没收了五匹马。现在他们需要什么，就去找博契科。
  我问：村里老乡多不多，是否还有些男子，他们在干什么。
  女队长出乎意外地回答说：“他们在琢磨。坐在家里琢磨：今后该做些什么事。不论是我们自己人或是外地人，全在发愁，全在打主意……”
  我们这一群人在村里引起了注意，又跑来了一个女人。接着又不知道从那里忽然出现了一批小孩子。我认为最聪明的办法莫如告别。我走开了约莫一百步路，这时女队长赶上了我。
  “费多罗夫同志，”她气喘吁吁地说。“人们说您在号召大家参加游击队，可真有这回事吗？请您把我也带去吧！”
  “我不是费多罗夫！”我尽可能使她相信地说。
  “这我懂得，您现在不是费多罗夫，这儿没有人听得见。带我一起去吧。我是个斯哈达诺夫工作者，我参加过莫斯科农业展览会。我在这里再也待不下去了！”
  不错，就秘密活动来说，事情无疑搞得很糟。出了一些什么事呢？裁缝已经认出了我（的确，西蒙年科的妈妈可能告诉他的），而现在又来了这位女队长；工作队里的人大概也不大相信面前的人是从战俘队里溜出来的。而‘战俘’本身也不错，一直到现在，他还随身带着自己的一切证件，而且还用命令的语气说话……
  我这样自怨自艾地回到了我的清静的小房间。我心里却是一团高兴：如果她们知道我，而且认清了我，不但不把我交给德国人，反而细心地听我说话，可见人民是在等待党来说话，是在等待党来领导。
  举起游击斗争的大旗的时候已经来到了。
  西蒙年科陪着一个年纪四十五岁左右的男子走进房来。他身体生得很结实、衣着也不错。
  西蒙年科在他向我伸出手来时说：“费多罗夫同志，这位是我的教父和朋友，集体农庄主席叶戈尔·叶夫杜霍维奇·博契科。”
  我正想握握那只伸出来的手，但是一听见他的名字，便不由自主地缩了回来。原来他便是本地的总管，侵略者的宠信。我把手反叉在背后，相当不客气地仔细打量着他。
  这是我初次不得不和卖国贼面对面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