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怎么办呢？只得下车。老头儿挥开鞭子，在马背上抽了一下，马儿横冲直撞地驶走了。
  老头儿驶了大约一百步光景，还对我们挥挥拳头恶毒地咒骂：“该死的洋警察的走狗！”
  他说完，立刻俯下身去，好象等候一颗子弹似的。当然，我们并没有开枪。
  他又直起腰来，重新开始尽情地咒骂我们。
  我们就这样走进了切尔尼多夫省。
  在敌人后方荒无人烟的道路上，被命运安排在一起的三个不太相熟的人，能够谈些什么东西呢？不，当然，我们并没有沉默，可是也没有互相说些笑话来消遣。各人都谈了一些自己的事情，谈到自己怎样开始打仗。我们简短地提到了过去——想起了妻子和儿女：“她们现在怎样，她们在哪儿……”头上的两三天我们就尽谈这些一般的问题。我们早已认定，彼此不过是同路人而已，马上就要分手的。所以开怀畅谈，或者拟定未来的共同计划是没有必要的。我们没有机会和德寇打过仗。但我相信——要是发生任何类似的事情，我们谁也不会把自己的朋友扔在灾难里的。这就是我们同志关系的主要意义。
  西蒙年科和雅科夫之间建立了一种互相善意取笑的口吻。通常总是西蒙年科发起，雅科夫则给以无关痛痒的回答，有时却也反唇相讥。我们最后的一次谈话就是这样开始的。这是一次认真的谈话……虽然如此，还是由你们自己来判断吧。
  我已经谈过，我们已经在自己的切尔尼多伏省的土地上慢慢儿走。我们离最近的居民点有八公里。到这个居民点的附近时，道路就岔开了。雅科夫在这个地方准备和我们分手——到尼真去。这里新近下过一场雨，道路泥泞，在黏土上走，滑得要命，走路快不了。小桥附近堆着一些建筑木材。我们便坐下来休息休息，抽支烟。
  西蒙年科对我使了一个眼色，然后便对雅科夫说：“嗐，雅科夫，你这次可倒楣了。一定倒楣。你跟我们白白地越过了切尔尼多夫省界。你应该早就离开我们的。”
  “这是为什么？”
  “你这个傻瓜，还不懂呢……您听听，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咱们这位朋友还不知道他的危险呢。你不是打算要到尼真去探望家属吗？
  “我要跟家属见见面，可能帮帮她们的忙，然后再回前线，尽力设法越过战线到自己人那里去。”
  “费多罗夫不会放你走的。他一下命令，只要你身体好，就得服从。他现在是在自己的地区里。你得跟他去打游击。”
  “你呢！”看来雅科夫有点儿不放心了。
  “他不能命令我。我现在不是切尔尼多夫省的人。我是在沃伦省参军的。你倒是在尼真参军的呢……”
  “我不是党员……”
  “是共青团员吧？”
  “当我参军的时候，关系已经从尼真转走了……”
  “没有关系。老弟，你无论如何是属于切尔尼多夫省组织。党的省委书记说的话，对你来说就是法律……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您说对吗？”
  我没来得及回答。雅科夫便带着讨饶似的微笑对我说：“费多罗夫同志，我只求您给我一个假期。如果可能的话，几天就行。那里终究有我的妻子，而最主要的是我那儿子。以后您叫我上哪儿都行。”
  西蒙年科所选的开玩笑的题目是不太合适的。他本人也根本不打算打游击，也是想看看他母亲，然后回到前线去的。当时我不得已也插了嘴，把谈话引上严肃的轨道。
  “当然，现在的问题不在乎我们在哪一省的土地上。雅可夫，请你原谅我，我觉得你这个小伙子还不错。我很感谢你在我为难的时分救助了我。但是现在到了自己应该考查的时候了，做一个共青团员意味着什么，而在当前的环境之下，自己应该怎样行动。我不打算考验你，可是请你回答一下，你在哪一方面表现出自己是共青团员？想想看，在敌人后方的一个共青团员，能不能只想自己人，只想家里的事情？”
  雅可夫满头大汗，虽然天气根本不热。他脱下船形帽，用手掌掠了掠头发，站起来又坐下去了。
  “费多罗夫同志，”他惶惑不安地说，“我过去总是节省汽油和轮胎。这就是说，我原是个斯汉达诺夫工作者，我们举行竞赛的时候，我的汽车驶完了竞赛定额而不用大修理……嗳，我明白，您现在谈的不是这个……我不知道……说实话，我甚至没料到会遭遇这样的麻烦事。当然，我的确应该……没关系，费多罗夫同志，我可以不上尼真去……”
  “你当然可以上尼真去，问题并不在这里……”
  我有心不把意思说穿，想叫雅科夫自己明白我对他的期望。看来他正在紧张地思索，目光从我身边掠过，直望着田野，很可能连我最后说的一句话都没有听到。
  “费多罗夫同志，”他停了好多时候才说，“我好象已经想通了。我是在五年前被吸收入团的，那时候我就理解到共青团员应该站在前列。我还当过汽车场的团委。但是如果那时候他们对我说，会有德寇的侵占，而我应该同地下工作者和游击队员们一起工作，……那么”
  “那么你就不入团了，是不是？”
  “不，费多罗夫同志，怎么会呢……正相反……”
  “怎么会相反呢？”
  “所谓正相仿，就是说，那时我会更自觉地学习政治。现在我是茫无所措，连自己的责任也摸不清，也不知道自己怎样行动和其他等等。我是个汽车驾驶员，熟悉自己的业务，这一点请您相信我。如果您能给我汽车，要我载着游击队员踏足风门向敌人冲去，这我是办得到的。这是因为我是一个共青团员……现在当然要比战前更重要啦。”
  “并非为的是更重要这个问题，而是对整个苏维埃人，特别是对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来说，首先面临严重的考验。放在我肩上、他肩上和你肩上的责任是极其重大的。你是共青团的一分子，这一点你本人已经忘了一半。而这一点是决不能忘记的。在自我批评方面，我也应该检讨，我忽略了你是共青团员。西蒙年科还要和我在一起走得远一些，以后也要和他谈谈。你现在就上尼真去吧……”
  “也许是我不去的好，也许我跟你们一块儿往前走好些？……”
  “如果问题单在家庭上，那么你走也枉然，恐怕那里会使你深深失望的。但是你如果有公事前去，带着省委联络员那样的任务前去，那么你遇到不幸就会容易忍受，情绪也将不同。你要竭力设法和尼真的地下工作人员取得联系，告诉他们省委在哪里，帮助他们和党的地下省委……任务明确了吗？”
  “费多罗夫同志！”雅可夫抓住了我的手，紧握在手掌里摇了好一会儿。他甚至激动地气都喘不过来。老实说，我没想到会挑起他这样热烈的情感。他接着说：“费多罗夫同志，我多么想更快地完成任何任务啊！”
  我们站起身来，又向前走去。在到达岔路口之前的整个一段路上，雅可夫老是仔仔细细问我：怎样去找地下工作者？给他们传达省委的指示是什么？怎样把结果转达给省委？”
  “费多罗夫同志！您要知道，”他叫了起来。“我的爱人也是个共青团员。她是打字员，能用打字机打各种传单。我准备在城里试一试。假如由于自己的民族特性绝对不能在城里住下去，我就带着她上你们的队伍里来。可以吗？如果不可以带小孩儿的话，那我们就把他安顿在朋友那里……”
  我给了雅可夫几项具体的任务，还给了他两处城里秘密接头地点的地址。
  “噢，雅可夫，你要留神，千万别落在德寇手里，”我跟他告别时说。“如果你能够把家属救出来，或是即使自己逃出来，那么就上科留可夫卡区去。我们在那儿再见吧。”
  我们接了吻。说实话，当时我总以为是永别了。
  我和西蒙年科长久地目送着雅可夫孤零零的背影。他走得很快。从他的步伐上也可以看出他的心情是很愉快的。那是一种工人阶级的情绪。
  我们前往斯列勃良区的伊格纳托夫卡村。我在那个村子里认得几个人。
  九月二十七日深夜，伊凡·西蒙年科我和在十二天的流浪以后，第一次走进一个住宅。
  我们敲了敲小学教师查哈尔琴科屋子的窗户。我有些认识他。他是在战前不久被吸收入党的。
  我们没有立刻被放进去。有人　小了灯火，走到窗前，把一支手掌紧贴在窗玻璃上。这里谁也不遵守灯火管制的法令。
  “什么人？”一个男人的声音问。
  “自己人，查哈尔琴科同志。开开门吧。”
  五分钟以后，拔门闩的声音响了，门开开了。我们走进了屋子。女主人燃亮了灯，主人一声不响地打量了我们好半天。
  “我好象在什么地方见过您。但是您的朋友，我的确从未见过。啊，费多罗夫同志。”他脸儿涨得通红，蜷缩着身子放低声音说。他的妻子立刻蒙上了窗户。
  “费多罗夫同志，没有人发现您吗？其实，您明白……是的，是的……真是以外的事！你们要知道，同志们……你们明白吗……伪村长已经知道我是共产党员。好，我当然受到特别的监视了。不错，现在村子里没有德国兵……但是……”
  “难道只有伪村长一个人知道您是共产党员吗？我也知道的。我知道您是咱们切尔尼多夫组织中的一分子。我不打算在这里久住。请您告诉我，区委采取了怎样的步骤，你们怎样分配了地下工作的职务？……当您回答我的时候，可能的话，请您太太给我们弄一些洗脸水，随便弄些什么吃的东西……”
  我是信口说的。可是，我的充满自信的声调造成了良好的印象。
  我想：“让这里的主人们把我的到来认为自然而然、日常普通的事情：省委书记视察各区，熟悉熟悉基层组织的活动情况。”
  关于我们好多天的流浪生活，我一字不提。我认定“工作开始了。”从今以后，我不再是一只被追捕的野兽。不，现在我是猎人了。让德国野兽夹着尾巴逃走吧，暂时我还得隐藏起来，还得小心谨慎；但是你们等着吧，当我们扩大自己的力量的时候……”
  我开始向查哈尔琴科打听：“我希望，您没有在德寇区军务处登记吧？”
  “费多罗夫同志，怎么能去登记呢……”
  但是他的回答分明告诉我：即使他没有去登记，无论如何，也对这件事考虑过了。不要紧，从今天晚上起，他的想法会开始不同的。
  “好，这么说，您是个地下工作者喽！您的区委书记是……？”
  “高尔勃夫同志。我还没有见过他……不，可惜，我不知道他躲在什么地方。也就是说，我想说的是……他隐匿不见了。”
  “共产党员中间还有什么人留在本区的？”
  “我听一些熟人说，有一组人在古尔宾塞村活动；它是由过去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本区首长领导的。我记不起那位同志的名字了。”
  “您还知道什么人的消息吗？关于其他各组，您不熟悉吗？他们或许隐蔽得很好……现在，查哈尔琴科同志，明天早晨，或者最好是今天夜里，请您上古尔宾塞村去找一找这组人。叫他们派人来听取指示。”
  说到这里，小学教员的妻子插嘴了：“科斯佳不能去。”
  “为什么不能去？”
  “我们有儿有女，要是我男人被捕……”
  “要是他在前线又怎样呢？”
  “在前线——那是另一回事。”
  她的丈夫早已对她作了许多坚决的手势，叫她不要插嘴。他说：“走开，走开。你还不如去做些东西给人家吃吧。”
  她出去的时候，我对西蒙年科眨了眨眼睛。他跟着女主人到厨房里去了。她一面不断地擦眼泪，一面生起炉子，给我们烧水洗脸，还煎了几个鸡蛋。
  小学教师本人已经克服了自己的慌张，现在实事求是地细细问我，他该做什么事，怎样去做。我劝他就在最近期间搬到另一个没有人认识他的村子里去，越远远好。
  查哈尔琴科给了我一条裤子和一件工人穿的棉外衣；他又给了我一顶帽子，不过戴起来觉得小了些。我不得不把它后面拆开。我没有修脸，决定留起一些胡须，因为这样有助于秘密活动。
  我们洗过脸，换过衣服，吃了点东西便去睡在温暖的炉台①上。一夜平安无事地过去了。
  【　①俄式火炉，高七八尺，上面可坐卧，下面有孔，可烤煮食物。——译者注。】
  到了早晨，男主人好不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