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头儿怀疑地对我瞅了一眼：“不喜欢吗？嗳－－哎！”
  他站起身来，走到我那天晚上和早晨睡过的麦杆堆后面去了。他拖了一件又肮脏又破烂的出奇的大衣出来。
  “你既然不要死人的大衣，也许不会厌弃我的吧？拿去吧，小伙子，救你的命。”
  大衣是撕破的，几乎直裂到领子。我索性把它踏在地上扯成两块：拿一半披在肩膀上，一半再扯做两块，用来包脚。
  我这样改装以后，站了起来，和两位老人道了别，便勉强地向树林慢慢儿走去。
  “喂，小伙子！”老头儿喊了我一声。
  我回过头去。
  “老天爷保佑你……你带了枪没有？”
  我肯定地点了点头。
  “哦，这么着，在你未死以前，或者至少可以打死一个德国鬼子。噢，你还站着干么？去吧，去吧，最好不要白白地丢命！”
  树林边上隐现着一些人的身躯，看来象是俄罗斯人。我很希望能够遇到前一天和我失去联络的中尉和这一队的全体队员。右面，半公里以外，有一个小村庄。
  一个光着脚，单穿着一件外衣的小女孩，正从村庄那边跑到田里来。她一面拼命飞跑，一面叫：“啊－－啊，啊－－啊－－啊！”
  一看见我，她便在五步开外的地方猛地站住，并且停止了叫喊。
  我也站住了，这是一个农家小姑娘，生着一头浅色头发，年纪大约九岁光景。她站在那里睁大了眼睛望着我。
  我向她迈了一步，伸手想去摸摸她的小脑袋。她退了一步，嘴唇颤动着。
  “亲爱的兵士！”她说了一声，一面吃力地喘着气。“跟我来。哦，亲爱的兵士，快点儿走吧！”她抓住我的一支手，拉我到村子里去。“德国鬼子在糟蹋我妈妈，德国鬼子在把我妈妈拖走啊，叔叔，咱们快走吧！”
  我走还走不快，而这个女孩子却要我跑。“救救妈妈吧！”她不断地说。
  走了大约十五步，我考虑到不能和她一起走，我无权听任感情用事。我停下来了。
  “干么？！”女孩子对我叫了，并且用力拉着我的手。接着她凝神望了一下我的眼睛，面颊痉挛地扭歪了。她撂下我的手，转身向树林跑去，一面又叫起来：
  “啊－啊！啊－啊－啊！”她的声音里带着这样的忧愁和失望，使得我从她后面赶上去喊道：“站住，站住，好姑娘！咱们一起去找妈妈！”
  但是她没有回过身来。她跑得那么快，我这双破破烂烂的脚不用想追上她。她不停地尖声叫着，几分钟以后我还听得见她的声音……那声音在第二天以至下一个星期还在耳朵边直响。甚至到现在我还听到这个声音：“亲爱的兵士，跟我一起走！”
  我在树林边上的灌木从里看见了三个红军战士。他们的肩上全都挂着一支装得胀鼓鼓的大背包。他们服装不整，大衣虽然肮脏，却是完整的，长统靴看来也很结实。
  这三个人看来全是汽车驾驶员。他们简短地讲了一遍自己被围的经过。我自称为团政委。我不知道他们是否相信我，或是反正他们对这些不管，但他们收容了我，“还给了我给养。”
  “政治委员，我们大家来商量商量，”他们中的一个说，这人生得满脸横肉，目光险恶。
  他这样说了以后，对他的朋友们使了个颜色。我跟着他们向一个大干草堆走去。有人已经在草堆里面掘了一个宽大的坑儿，有点象窖洞的样子。我们爬了进去，觉得很舒适。
  那个目光险恶的驾驶员解开了背包，拿出两个罐头，一壶军用水壶伏特加酒和一大块面包。他从容不迫地把面包切开，再用一个灵巧的动作打开了罐头，把肉分放在一块块面包上，又在空罐里倒了些酒，然后把第一个递给我。
  接着大家轮流着喝。我们开始吃起来。一个头发漆黑、活泼机警、看来象是犹太人的驾驶员，对那个险恶的伙伴说：“喂，斯捷潘，难道我们就这样一直躲在这堆干草里吗？”
  斯捷潘朝他很快地扫了一眼，什么也没有说。
  第三个驾驶员是一个脸上有麻点的小伙子，说话带着维雅特卡口音，他在险恶的斯捷潘的肩膀上拍了一下说：“斯捷潘，让咱们设法钻过前线，到自己人那里去吧。现在我们有位政委在一起，从各方面看来，他是个强壮的庄稼汉，我们带他一起走。”
  现在斯捷潘的目光注视着我，把一只多毛的长手伸到我胸前的勋章上，碰了一下说：“是呀，我们正差这么一位政委，”看来他马上就醉了。“噢，傻瓜，别着那个玩意儿干什么呀？”他瞪着勋章说。“拿下，要不，我来拿！”
  “去，别动，”麻子说。“别找麻烦，斯捷潘，让咱们来谈谈正经事。”
  “正经事？什么正经事？我们的正经事是喝酒！”斯捷潘喃喃地说。他又给自己倒了些酒，喝完了，拿手掌抹了抹嘴，继续那么不慌不忙地说：“我们的正经事很简单：我们搀着政委的手，带到最近的村庄的司令官那里去，让那边来审判谁该送集中营，谁该上绞架。我们带了这位政委去，德国人就会更信任我们！”
  一发觉我伸手到怀里去，他就抓住我的手。“慢着，老兄，别恐嚇，我们来得及打的。你这个玩意儿我也有的……把你的勋章扔在干草里吧。这就是你的证件。”
  说着这些话，他从口袋里抽出几张德寇的传单——“通行证。”
  我使劲从他强有力的手指中挣开手来，拔出了手枪……坐在我右边的麻子猛地一下子把手枪从我手里敲落了。我想要扑住他，可是他已经一个虎跳跳在斯捷潘身上。
  “混蛋，想出卖吗！……”
  黑头发的也冲到他身边去帮忙，他们俩把自己的伙伴按在地上。
  “等一下，弟兄们，好兄弟！”斯捷潘叫着。他一面拳打脚踢抵抗，一面乱咬，但突然不知怎的不自然地气喘呼呼起来，开始拿脚后跟槌地了。
  不一会儿，一切都结束了。
  我爬到外面来，在新鲜的空气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黑头发的和麻子马上拖着自己的背包跟着我爬了出来。
  麻子眼睛望着一边，自言自语地说：“狗只配狗的死法！”
  他拿手抹去了脸上的汗，对我说：“政委同志，为什么要白白地开枪呢，搞得挺吵闹的。有时侯悄悄地干好……”
  我们不再提起这件事，各人想着各人的心事。一起走进了森林的深处，我是在想这两名红军战士教导我的果断精神和必要的残忍。
  黑发人的背包里找出了一件雨衣。这件雨衣又短又旧，但是我穿在身上感到很适意。它勉强挡得住风吹雨打。他们又给了我一顶破破烂烂的船形帽。现在我真的象一个脱逃的战俘了。
  我发觉我们马上就要分手了。麻脸小伙子已经打定主意，无论如何要越过战线去。他在找同伴。我到切尔尼多夫省去的企图没有改变。他们叫他雅可夫·祖谢尔门的那个黑发人，一心一意想回到故乡尼真市去。这个城市也在切尔尼多夫省里，所以我到这时还是和雅可夫同路。
  树林里有许多人在流浪。想必，大多数也是象我们一样的流浪人。
  常常有这样的事：一个什么人走来了，显然是看见了我们，便向我们走来。我们一喊他：“朋友，我们是自己人，到这里来！”
  但是他却会突然拐到一边跑起来了。单身汉尤其害怕。这是可以理解的：谁知道那是些什么人呀……
  我们在草料场的干草堆里过夜了。大家轮流睡觉。第二天早晨，我很高兴地发现：我的脚已经好一些了。
  吃了一点东西，我们就毅然决定：一定要百折不回地去找些人来集成一队，不一定要是游击队员，哪怕是志同道合的人也好。人越多，力量就越大。
  我们正在商量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个男小孩在不远的地方跑来跑去。我们叫住了他。他相当勇敢地走了过来。
  “小伙子，这里看见过游击队吗？”
  “什……什么是游击队啊？”
  小孩子耍滑头了。顺便说说，他肩上挂着两只很大的军用短统靴。
  “哪儿拿来的？”麻子问道。“送给我们的司令员吧，你瞧，他没有鞋子穿。”
  孩子毫不吝惜地把短统靴从肩上拿下来。这两支靴子都是左脚穿的，但都穿得进。因为靴子十分宽大，我仍把大衣的破片裹在脚上。
  我谢了谢孩子，就问：“噢，你当真没见过游击队吗？”
  “就在那边，在洼地那边有些叔叔，可是我不知道他们是些什么人。走这条路过去。”他给我们指点了方向，我们便动身了。
  现在我觉得仿佛成了国王的教父。我的两只脚暖和了。凡是当过兵的人都知道这是何等重要的。不错，我时常绊倒，但仍是兴高采烈。
  当我在洼地那边的一伙人里面找到了熟人——两天前失散的我们小队里的两名红军战士时，我分外快乐了。
  他们告诉我，在那晚的遭遇战中，六个人当中只有一个人受伤被俘。其余的人都脱身了。他们以为我已经牺牲。中尉早上带了一名战士出去侦察，也没有回来……
  我们一共七个人，在洼地旁边围着篝火坐下来。其中两个决意要到基辅和日托米尔省的故乡去，其余的人都一定要越过前线。操维雅特卡口音的驾驶员参加了我们这一批。
  在篝火旁的这个小组里头，彼此谁也没有好好地了解，大家的心情自然根本是不愉快的。但是围着篝火的俄罗斯人能够保持沉默吗？所以我们也谈天了。
  “嗳，我们这个国家是伟大的。”一个穿着军大衣的高个子年青人说。他仰面躺着，凝视着天空。“我们的国家会支持得住。这是毫无疑问的，但问题是……”
  这个问题是什么，他可没有说出来。
  其实，我们的谈话也不外是这些不确定的感叹和批评。我们时时停下来倾听远处的枪声和树叶的沙沙声。我们也互相提防；我常常抓住对我留心估量的眼光。
  “糟透了！”一个短小的红军战士喊了一声，他腰间的皮带束得紧得不能再紧。“华斯卡·谢迪克给一块弹片砍死了，我倒逃过了，有机会活下来……弟兄们，我们不在军队里还成什么人？单个儿来讲我们是什么人呢？我们都能唱祖国进行曲。‘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但是剩下你一个人，你就光想吃。”
  “这就得看是什么人，”望着天空的年青人反驳道，他已经忍耐不住，站起身来了。“干么你唠唠叨叨，没完没结？你对国家和祖国懂得些什么？我要好好地揍你一下……清醒清醒你的脑子！”他开始卷纸烟，显然打算聚精会神地想一下。“瞧，我正躺在这里想，你说，我想的是什么？”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短小的红军战士回答道。“你在想老婆、想孩子、想自己的可恶的境遇，还想什么时候有机会吃午饭。”
  “你真是个傻瓜。瞧，我们这里一共十个人。如果你请教每一个人，你就会知道，他并不在想自己的物质需要，正相反，把它们撂在一边。我现在想的是乌拉尔的机器厂，我们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那里有这么一个工厂：那里能出产多少坦克……那末你在想什么呢？”他突然问起右边的邻人。
  那个人脱了靴子坐在那里，在火上烘着那正在化脓的大脚趾。这个人脸色苍白，显得十分疲倦，眼睛也困乏地失去了神采。
  “你说我吗？我不在想什么，敬爱的同志。我在幻想。一般说来，我是个理想家。我想怎样使这个德国走上正路，因为他们－我是指德国人——现在只干消灭人类的勾当。等我这支脚好些，马马虎虎能把这支长统靴穿上，把步枪挂上肩膀——我便出发。不管要走多少路，不管要转多少弯，我一定要走到柏林！当我们卡住希特勒的喉咙时，才可以解释……”他咳嗽起来，显然是累得连说话也感到困难了。
  “朋友，你呀，在到达柏林之前，会死上七次！”短小的红军战士对他高声说。
  “至于说死，我不愿意平平常常地死，我可能会在战斗中牺牲。可是即使在我战死的前夜，我仍将幻想和计划……”
  虽然他用低低的、平静的声音说这几句话，他脸上却有一种不由你不相信的信心。
  “对，朋友，说得对！”从篝火另一边，有一个人在兴高采烈地叫着，他满脸儿闪闪发光。“我们，象你我这样的人们，我意思是说苏维埃人民，没有对将来的理想就没有生活。我是一个技师，过去在德涅泊尔水力发电站工作。早在修建的时候，我就在那边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