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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公路的另一边，大约两百公尺开外的地方，有另一片树林。我们在队里发现一个本地人，过去是拖拉机手。他说：潜入德寇后方去的最安全稳妥的途径，就是经过这片树林。当时还有其他的理由，我记不得了，但无论如何，我们必须从速动身。
  “我们要分成几个小队穿过公路，”上校命令说。“政委同志，把您的冲锋枪给我。我要先和这位拖拉机手到公路那边去，看一下地形之后便回来。我想要不了两个钟点，就可以完成这次侦察的。”
  我顺从地把冲锋枪交给了上校，祝他们一路顺风，接着我便命令全体战士散开，到矮树丛里去休息一下。我们大家都已疲惫不堪：昨天夜里我们通宵没有合眼，前几夜也只打了几次磕睡。
  我们公平地分配了剩下来的食物，把上校和他的伙伴的一份留着，然后开始等待。
  我睡着了。大约三小时以后，值班的把我推醒了。
  “什么事，上校回来了吗？”我问。
  “没有，政委同志，我没有看见上校。但是西面有激烈的枪声。是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了。”
  “不，我们还得等指挥官回来。听到命令了吗？”
  我们又等了一个钟点，上校仍然没有回来。他已经安全地越过公路了，这是大家见到的。
  上校的失踪使大家的情绪都有些低落。我比别人格外懊恼，因为我丢了一支冲锋枪。
  （经过两年多的相隔以后，我又遇见了格里戈利耶夫上校，经过情形，我以后要说的。）
  有人在树林里生了一个火堆，一批乘车驶过的德寇看见了，就对树林开机枪和迫击炮。我们爬得更远了，直向树林深处爬去。路契科下落不明，使我着急起来。
  “路契科，你跟马儿搞什么呀！”我学着农民的口音喊道。
  德寇朝我说话的声音这边打了几长排子弹。
  我再爬了几公尺，又开始叫‘路契科！’，于是又给自己引来了德寇的枪火。战士们发牢骚了，他们是对的。我为什么要大叫大喊来暴露他们呢？
  我不得不忍受这位同志的损失。后来查明，他根本是逃跑了。
  我们的队伍瓦解了。一共只剩了七个人。我们没有发任何誓言，也不再自命为游击队；但是坚决团结在一起。
  这样我们七个人在波尔塔瓦省的切尔努钦区的树林里流浪了五六天。大家挨着饿，靠　浆草和草根活命。有一次我们走了运：有几个牧人送给我们一盆煮熟的马铃薯和半块大面包。这是一顿真正的盛宴。但是我们并没有吃饱，仅仅刺激了一下食欲罢了。
  有一回傍晚，天色黑下来了，我们决定走进村里去。一条宽阔而泥泞的街道；一幢房屋离得很开，中间隔着菜园。时间还不晚，但已不见一个人影。四周是一种沉闷而令人厌恶的寂静。当然，屋子里都是有人的。往常，你要是晚间沿着村街遛　，四面八方的狗就会乱叫乱吠冲到你脚跟前来；而现在我们是七个人，却没有一点儿声响。
  我们是这样走的：我走在头里，后面跟着中尉，和其余的五个人，一个跟着一个，每人相隔两步。也许我们应该离得更远些；但是各人都想要听见走在前面的人的呼吸声。
  我的两只脚照旧疼痛难忍。我支着手杖走路。我的皮大衣又重又热。哪有人在九月里穿皮大衣的呢？但是冬天就在眼前了，丢掉的话又上哪里去搞一件？
  我们默默地走着。我带头，但是上哪儿去呢？我想：“能遇到一个大娘或老头儿就好了。”我正在这样想，就看到一家民房台阶上的一个男人的侧影。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
  我已经开口想招呼他，而他却转过身来。现在，在光亮的白杨树干衬托下，钢盔和挂在肚子上的冲锋枪的轮廓便看得见啦！
  “德国兵！”
  这是我这么近看到的第一个活的德国兵。
  自己也不懂为什么，大概是由于恐惧吧，我从口袋里拔出手枪就对着他开。我不知道有没有把他打死。我弯着腰向民房那边的菜园奔去，同时对弟兄们喊了一声：“德国鬼子！”
  射击顿时开始了。一支冲锋枪打响了，接着是第二支、第三支；一颗照明弹升起来了。我拼命在高低不平的菜　上奔跑，摔倒了，爬起来再跑。一块木板在我脚下踩裂了，我跌进了坑洼。费了很大的劲才勉强爬出来，向更远的地方跑去。一道高高的带刺的篱笆拦住了我的去路，我停也不停，直跳过去；我的裤子给刺儿钩住了，几乎扯成两半。
  “站住！”
  我朝着“站住！”的地方开了两枪，连滚带跌地顺着斜坡向一条小河滚下去……这时又来了一串照明弹和子弹。我的膝头不知怎的剧痛起来。我想：“给打伤了，这些坏蛋，”但是我还能跑。后来拼着全力一冲，扑通一声跌进河里去了。
  这条小河的出现是出乎意外的。我们在白天已经渡过一次了；但此地，这条河似乎来了个弯曲。我象对岸游去。我的大衣在水面上胀大了，帽子也给水冲掉了。
  “站住！站住！站住！”现在左右两面都传来了叫声。
  两个德国鬼子发现了我，拿冲锋枪向小河猛烈扫射。同时又是那些该死的照明弹。照明弹一升起来，我便钻进水里。但是你能在水底下待多久呢？一颗照明弹挂在空中要比你能够待在水里更久……这条名叫墨诺哥的河并不太宽，却相当深。穿着大衣和长统靴真是万分困难。我游到了对岸，没有爬上去，只是在矮树的阴荫里涉水。我让脑袋在河面上露出一些。我的一支长统靴因为给河底的泥粘住而脱落了，我索性把另一支也脱掉。我正想把大衣也同样处理，这时却想到一个好主意，把手杖扑进河泥（它一直留在我的手中，我简直忘了把它扔掉），把大衣挂在它上面，又把地图和公文夹子塞到河尼里，为了牢靠其间，还把它踩了一脚。最后我爬着、爬着、爬进了灌木从。
  爬行对我说来是十分困难的。我的大肚子妨碍我这样做，肘子立刻疼痛起来。膝盖还是疼得要命……我摸了摸：没有血。显然我并没有受伤。
  我坐在一颗矮树底下，蜷着腿舒一舒气。现在目标是我的大衣了。照明弹一升起，德国鬼子们便对大衣扫射一阵，不久它便掉在河里飘走了。
  信不信由你，我坐在矮树底下哈哈大笑了起来。我以旁观者来想象自己的样子：一个胖子，军装上佩着一枚勋章，没有靴子，没有大衣，也没有帽子，浑身湿透，身子蜷成一团。
  射击停止以后，我从矮树下面爬出来，很快地顺着田地走去。但是我发觉这完全不是田地，而是砍樵过的芦荡。这时候我真正惋惜那双高统靴啦！我还没有走满一百步路，包脚步和短袜子便磨成碎片，两脚感到如割如刺。但是有什么办法呢？我继续前进。我不知道走了一公里还是两公里，这时我看见了一些矮小茅舍的轮廓，稍微左边一点是麦杆垛，我向那边走去。它旁边还有一个比较小的垛儿。我就在这两堆麦杆垛中间安顿下来，扯下些麦杆马马虎虎盖在身上，大概两只脚还露在外面呢。我立刻睡着了，也可以说，失掉知觉昏过去了。
  大约仅仅过了四小时光景，我便醒了。我象小时候不愿意起床时一样，把身子缩成一团。我躺着，冷得直哆嗦，一支手握着手枪一只手把脚上的许多刺拔出来。我口袋里还备着一些子弹。我把手枪再装上子弹，仍然在两堆麦杆中间躺着，甚至连向外瞧一眼都不敢。哦，不待说，我就想起从德寇手里脱逃的经过情形。要知道我一向认为怯懦是有罪的……
  我把自己责备了好半天，然后开始考虑今后的行动。
  大约五百步开外，有几所农舍，里面住着一些集体农庄庄员。他们对我的出现会有怎样的表示呢？
  我是一个党务工作者——群众的人，为人民服务的人。我从来不知道孤独，也不寻求它，也不需要它。我这么说，是因为我不能仅仅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而独自躲着。我忍受不了这种思想。
  但是这时候，老实说，我是惊慌失措、束手无策了。再说我身体上还有病痛：两脚发肿流血……我已失去自信。
  雄鸡喔喔地叫过了，我想：“看来天快亮啦。”突然身边有什么东西沙沙地动欺凌。我用来遮盖身子的一捆麦杆，动了动掉下去了……
  我跪着，紧握着手枪，把枪口指着前方……天已经亮了；但四周并没有人。只有些母鸡，咯－咯－咯地叫个不停。正是这些讨厌的东西，给了我多大的惊嚇啊！
  在整个战争时期，我从来没有象那几天那么接近死亡。从我的外表看来，我是既叫人可怜，又叫人可笑。我说起这件来并不害臊，因为我想到所有象我这样开始作战的人，都会衷心承认有过体力耗尽的时候。
  让我们再回过来谈谈我所发生的事情吧。我要重说一遍：我从来没有那么接近死亡。我已经疲劳不堪。你只要想想——我在麦杆堆里差不多只睡了四个小时；要抓住我这个磕睡懵懂的人，还不轻而易举吗？我军装上衣的口袋里有的是证件：党证、省委书记证、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会员证，苏联及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代表证，还有勋章册。
  且说，在黎明时，那几只鸡把我惊醒的时候，附近没有一个活人。
  我站起身来，刚打算迈步，迫击炮开始轰击田野了；离开我不到三百公尺的地方，冲锋枪也对射了起来。我不知道谁在打谁。但我早已习惯防备一切。况且，我带着这支可怜的手枪加入这场战斗，也是件愚蠢的事。
  我又躺下来，钻在麦杆堆里。母鸡在我身边拼命干活、啄食、咯咯地叫，雄鸡骄傲而不顾一切地喔喔啼鸣。我已经对这批东西恨透了，因为我知道德国人最爱吃‘鸡’和‘鸡蛋’。他们会到这里来猎取鸡肉的，这样就会发现我。
  我想抽烟得要命。但是我全身哆嗦得不能动弹……不错，香烟和火柴都已浸湿了。
  炮火不久便停止了。我听到了什么人的沙沙的脚步声，和显然是个老太婆的咳嗽声。没有人和她说话，这就是说，她是独自一个人到我这边来的。
  她开始呼唤鸡群，嘟嘟哝哝地自言自语。
  我伸直了冻僵的腿，依然翻过身来，把麦杆推开，跳了起来。
  “哎呦！呦！呦！”老大娘摇着两只手叫道。
  猛然看见一个象我这样赤着脚，满面胡须，浑身湿透，头发里全是燕麦草的人，准会大吃一惊。
  她在胸前划了个十字，嚇呆了。我也默默地站了半分钟，使眼睛习惯于光亮：因为这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
  “听着，老婆婆，”我尽可能镇静地说，“你不要害怕。我不会伤害你的。德国鬼子离这里远吗？”
  “不，不远，就在那个村子里。他们正在村子里拉牛抢粮呢。”
  “老婆婆，你能不能给我些东西吃吃？可以给我一块面包吃吃吗？或是一壶牛奶？”
  我一面跟她说话，一面四周望望，在黑夜里认作房子的东西，原来是些鸡棚。集体农庄为了防止害虫之类的危害起见，把家禽搬到这里田野上来，替它们造了些十分宽敞的鸡窝。这个老太太显然是养鸡员。
  “那么，老婆婆，你真的没有一点儿东西给俄罗斯战士吃吗？”
  “啥也没有，亲爱的……你怎能这样嚇唬人呢？”
  “那边树林里也有德国兵吗？”我指着离开我那个垛儿大约四百公尺的林边说。
  “到处都是德国鬼子，”她说。
  这时又有一个身体衰弱、生着淡青色的长胡子的老头儿，从鸡棚背后出来。他脖子上缠着一条围巾。
  “你瞧，老爷爷，有个小伙子要讨东西吃。”老太婆说。
  老头儿皱着眉头瞅了我一眼，一言不发，动手解开围巾，他解了好半天。最后他抽出一大块面包和一块荤油，仍是一声不响地塞给了我，自己在地上坐了下来。
  我狼吞虎咽地大嚼的时候，老头儿一直盯着我。
  “听着，小伙子，”老头儿终于打破了自己的沉默，说：“大约离开这里一百步开外，躺着一个打死的大兵。他身上的大衣，真是一件好大衣。你去把它脱下来，穿在自己身上，那就不会哆嗦成这个样子。”
  我一面继续嚼，一面否定地摇摇头。
  老头儿怀疑地对我瞅了一眼：“不喜欢吗？嗳－－哎！”
  他站起身来，走到我那天晚上和早晨睡过的麦杆堆后面去了。他拖了一件又肮脏又破烂的出奇的大衣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