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抵达波略丁的那天，德寇开始大规模轰炸市区，炸得我们不得不在战壕里躲上好几小时。但我要指出，我们就是在那种日子里也没有丧失乐观的精神。
  当我们跑下自己的汽车，走进战壕的时候，有一个我们的战士——一个严肃的人——看到一架低飞的德国飞机，他猛得从腰带下面拔出一颗手榴弹，做了一个动作，打算拉引线……我们不得不捉住了他的手。他实际上想把手榴弹抛向飞机。这时他才明白过来，跟我们一起哈哈大笑。
  留在波略丁已经没有意思了。我们决定离开这个城市，设法到自己的切尔尼多夫地方去。
  现在，舒适的别克牌汽车对我们已经没有什么用处。我们想把它转交给某一位军官；但是找不到一个人愿意接受这辆漂亮的、但是不合实用的汽车——油箱里已经一滴汽油也不剩了。
  我们备着四分之一加仑的酒精，我把它泼在坐垫上、引擎上，剩下的倒在车顶上，然后划上一根火柴，于是一团高高的蓝色火焰在风中飞舞了。
  卡普拉诺夫、路契科、康巴尼茨、彼德里克、巴贝力、罗金涅茨、斯罗米雅特尼科夫和我，沿着大路向城外的树林进发。
  虽然德军包围了波略丁区，但还没有建立好接连不断的防线。那时候，德军指挥部正在使用火光与嚣张的效果，以出其不意的袭击、漫无目标的射击来影响我们的士气。
  我们中间没有职业军人；我们对于正在发展的情况也没有很好的判断。
  我还记得那一天许多各式各样的会晤，许多相熟的和陌生的面孔。大家互相打听。这一个问那一个村子在什么地方，那一个问我们可曾碰到一连工兵，第三个来讨支烟吸，偷偷地打听我们是什么人，要在那里干点啥。
  我们在那里驻扎下来的树林边缘的交通情形，好象晴朗天气的莫斯科高尔基大街。固然这里管制得并不那么井然有序，却无疑要热闹得多。
  炮弹在头顶上打着唿哨，机枪在左右咯咯地响着。
  这时罗赫连科突然出现了。他相当放肆地走过来，但并没有伸出手来。
  “啊！”他说，“费多罗夫同志！我看，您也离开切尔尼多夫省啦！好，那么我们一块儿转移怎么样？”
  我不得不粗暴地打断了他的话。然而对罗赫连科有影响的，倒不是我们对他的斥骂，而是我们坚决要潜入德军后方去的决议。他立即向我们告别了。
  可是却也有些愉快的会晤。最愉快的是和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德鲁日宁的会面。
  同志们中间有人——好象是卡普拉诺夫——说：“你瞧，德鲁日宁！”
  我招呼了他，我们拥抱了，接着一起拿留下来的罐头食品当早餐，还喝了点儿酒。我们过去是好朋友，彼此已有一年不见。当我一九三三年在波诺尔尼察区工作的时候，我们就成了朋友。他那时主持我的邻区诺夫哥罗得－谢维尔斯克区委组织部。吸引我和他接近的是他那永不灰心的惊人的本事。他是个热爱生活、精力充沛的人，不论做什么事，总是高高兴兴、有说有笑；而且还是个优秀的组织者。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跟来自各阶层的人——工人、农人和知识分子——洒脱地谈着话。
  从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零年，他和我一起在切尔尼多夫省委会工作，那时他是组织部长。在战事发生前，他动身到铁尔诺波尔省去了，在那边当选为省委第二书记。
  现在命运又把我们连在一起了。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穿着一件有两条‘杠子’的营政委的军大衣，已参加过几次战斗。大家劝他参加我们这一伙，跟我们一起去干地下工作，去当游击队员。
  这个建议正合他的口味。他的部队已经冲出重围，他被派去联络的师司令部已经用飞机“转移”到别处去了。
  于是单剩下了德鲁日宁自己这个光杆政委，也没有人可以报告。
  “好，费多罗夫同志，我改由您指挥吧。我们一同在敌人后方组织起一个游击师来。”
  我们果真在一起组织起了一个联队，他当政委，我当司令员。不过那不是一下子搞起来的。而这时他正象突如其来一样，突然又不见了。
  有人找到了一张本区的地图，我们把它研究了一下，又用自己的力量侦察了一下情况，决定全体采取迂回的路线，经古林卡村到切尔尼多夫去。
  我们在天黑时出发，沿着大路走。天气很坏：又是冷雨，昏沉沉的，又是劲风。夜是黑漆漆的，伸手不见五指。只有天空染上了一片火光：因为城市和乡村在燃烧，我们的前后左右都在进行战斗。时而对射起来，但我们不知道谁在射击，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射击。
  跟我们一起走的，或者迎面来的，是一些普通人和军人。我们时常碰上人和马的尸体，从他们的身上踏过去。有一批熄了前灯的汽车追过了我们。
  不久我们弄清楚了，到古林卡去已没有意义：德寇的坦克队已经冲进去了。但是我们总得到什么地方去，所以仍然继续前进。
  重甸甸的、缝得很马虎的小牛皮长统靴磨着我的两只脚后跟。我不知是由于包脚布没有裹好，还是由于后跟皮太粗糙，总之，这对鬼东西在磨脚，在这种情况下，什么也谈不下去了，只想要换一双鞋子。
  但是在同志们面前暴露自己的软弱是不好意思的，况且有些人已经显得撑不住气了。大胖子斯罗米雅特尼科夫说起自己的心脏：呃，心脏跳得不正常。
  我鼓励他说：“哦，不要管它正常不正常，斯罗米雅特尼科夫同志，你别介意心脏吧！总之你要记住，心是后方的器官，在打仗的时候，不宜把它带在身边的。”
  一路上我便这样鼓励斯罗米雅特尼科夫。但我得承认，在他不能克服喘息而恳求休息以下的时候，我是乐于赞成的。
  “好吧，朋友们，我们应该答应斯罗米雅特尼科夫的请求。他有心脏病。让我们一起来坐一会儿吧。”
  我们在一条水沟旁坐了下来。我马上脱下长统靴，动手把包脚布重新裹一裹。脚后跟都起了血泡，有几处已经磨出了血。
  我给自己削了一跟相当结实的手杖，说：“这是一件补充的武器。要是我拿它打德国鬼子的钢盔，那么，也许他的脑袋也会挨得着！”
  但是说笑尽管说笑，我的脚还是痛个不停。我们坐在那沟沿上聊天。
  后来我们又在黑暗中一脚高一脚低地走上泥泞路。拂晓时分，我们发现有一分队军队正在和我们一起前进。中间有不少是普通的公民，但净是男子——没有妇女和儿童。这批公民象我们一样，不是挂着手枪皮套，便是口袋里突着手枪。
  在公路左边大约三百公尺的地方，有一片树林。
  波尔塔瓦省的树林都是又小又稀。但即使如此，白天顺着树林走，毕竟要比在田地上走好，当然比在公路上走更好。这种想法显然马上被大家思量到了。于是有人派了一队侦察兵到树林里去侦察。他们查明那里有一小队德寇。而我们在公路上的全体军民决不少于一千人。
  军官们聚拢来商量了一下，决计把德寇从森林里打出去。布成散兵线的命令下达了。
  我们这一队也散开了。
  德寇拼命想用迫击炮和自动枪的火力来打退我们的攻击，但是优势显然在我们这一边。我们占领了树林。树林虽小，可总究有些树木、从莽……在散兵线上，离我最近的是鲁契科。我找到他了；但德鲁日宁、卡普拉诺夫、康巴尼茨和其他的一些人，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们离开大路正是时候。半小时以后，德寇的摩托车部队在那里出现了，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三十辆小型坦克。如果和他们冲突起来，那对我们一定是很不利的。
  巴维尔·路契科比我年轻得多，健壮得多，也机警灵活得多。当我需要从一个小丘跳到另一个小丘时，我总要踌躇好久，好象准备跳进一条寒冷的河流里游泳一样，很为难地跳下去，何况现在我的磨破了脚后跟痛得要命。可是路契科却含着笑，象一只山羊似的轻而易举地跳过去了。不过他还是比我更喜欢歇息。
  路契科真爱说话！我们无论在什么地方一坐下来，路契科就开口了：“真怕人啊！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你注意到本橡树旁边躺着的一个庄员的尸体没有？他的手死僵僵地握着拳头，眼睛睁着，看来倒象一个演说家在对群众作热烈的演讲……”
  路契科略停片刻，四面望望。
  “你瞧，这只小鸟。一只普普通通的麻雀，在叽叽喳喳叫。无忧无虑。吱哩－哩－哩。可是当它唱完自己的一支普通小调的时候，几百个人——不，几千个人却在枪林弹雨下面送了命！”
  “听着，路契科，别说啦，住口！”
  “干么，难道我说得部队吗，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我的心在痛，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我不能不说！”
  有一次，我们正在赶路，发现在两百步开外的地方有一个小屋——不知是不是看林人的住房，台阶上站着一个穿乌克兰大褂的农民，突然这个农民把自动枪按在肚子上。
  我们揣度他是一个化装的德寇，便立刻伏在地上。这时德国鬼子们开迫击炮了，炮弹象下棋似的有规则地沿着我们掩蔽的边沿落下来。在路契科看来，弹片可能马上打着他。
  “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他说，“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请你做做好事，把手枪给我，让我自杀吧！”
  我没有把手枪给他。我们往回爬了一个圈子，到了起先落下几颗炮弹的地方。一切结束得很顺利。
  “你瞧，”我对巴维尔·路契科说。“你还活着，而且很健全！”
  “是的，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这一次算是运气。但是半小时以后会怎样呢？明天会怎样呢？当我们不得不象软体虫那样贴着肚子在地上爬行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有什么价值呢？难道说这就是我读大学的目的吗？！”
  路契科就是这样的人。
  我觉得十分难受。一方面困得要命，一方面饿得慌。此外我的一双脚也折磨我。我想：“但愿它马上磨成真正厚实的脚茧吧。”再说我的皮大衣也使我讨厌：我走一步，它就打我的膝部一下。有谁说过皮子是不透水的吗？它不仅透水，而且吸水，变得象链条那么沉重。
  但是我对谁也没有说过自己的痛苦。
  我在这个树林里遇到一位上校。因为他是这一带地方最高的军事首长，我就走去和他商量商量。我们彼此相当谨慎地打听。起初只说些一般的客套，他说，你要知道，情形不好，前线没有了。哪里是我们的部队，哪里是德国鬼子，一点远摸不着头脑……
  “…那么，老实说，您是什么人？”上校从头到脚地打量着我，用一种命令的语气问道。
  “怎样来对您说呢……上校同志，让我们走到一边去，彼此亮亮身份吧。”
  他的证件证明他是一个兵团的炮兵司令，名叫格里戈利耶夫。再说，他的外表、姿态、谈吐——他的一切都足以表明他是一位有经验的骨干指挥官。
  我认定：“这个人对游击队大有用处。”于是我老老实实地说：“格里戈利耶夫同志，您认为可不可以组织一个不大的游击队？”
  上校没有立刻就回答，一面沉思，一面来回地走着。
  “可以，”他过了两分钟光景说。“我早已想到这件傻事。您是苏联和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最高苏维埃代表，又是党的省委书记——完全可以当得政委，我来担任司令员！”
  我们到树林里去招募人员。有好几十人——大部分是红军战士——到我们这里来。他们排了队，报了数。查明我们共有九十六个士兵。我们统计了一下军用品：计有步枪八十三支，轻机枪两挺，手榴弹四十六枚，冲锋枪十二支，手枪二十三支，罐头肉四十听，还有四块半大面包。
  上校对列队的战士们宣布：我们是一支游击队。
  “凡是拒绝和我们一起行动的人，向前走两步。”
  没有一个人拒绝。于是上校分派职务，指定了侦察人员和军需人员，把队伍分成两个小队，又挑选几名军官来当参谋。
  德寇的军队几乎陆续不断地沿着古林卡到哈尔科赴的公路移动：有单独的和成队的坦克。有一车一车的步兵，有摩托车兵，还有辎重车辆。在一次指挥员的会上，除了上校以外，还有两名中尉参加，我们决定现在离开树林，因为德寇快要来扫荡了。
  在公路的另一边，大约两百公尺开外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