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恍似稹！　　　?br />
  “她讨你喜欢吗？”
  我没有回答。何必呢？他知道我充好汉没有成功。他从口袋里抽出左手，用胳膊搂住我的双肩，紧紧地把我抱在他怀里，但他仍然衔着那支烟，生怕我吻他。有人走了过来。我连忙低语道：
  “我爱你。”
  我们彼此分开了。待到我在他旅馆门前向他告别时，他已经胸有成竹，有关阿尔芒的情况，我会向他和盘托出。
  我回到旅馆，独自进房上了床。即使我的情人们正在欺骗我或憎恨我，我也绝不会憎恨他们。一堵墙把我和阿尔芒隔开，他正同罗贝尔睡在一起，我很痛苦，恨不能取代其中的一个人，或索性同他们混在一起，或成为其中的一员。我羡慕妒忌他们，但我没有丝毫的怨恨。我上木板楼梯时蹑手蹑脚，因为脚步重了会引起连锁反应，吱吱嘎嘎的响动立刻会吵得附近的房间不得安宁。我想，那天晚上，阿尔芒解下皮带时，没有把皮带当鞭子抽得劈啪作响吧！他该看到自己强烈的男子汉苦闷，他肯定用若干无声的动作示意罗贝尔要顺从地满足他的鱼水之欢。对于我来说，阿尔芒进一步证明了他的高强，这种高强来源于不幸，来源于卑鄙下流。这条纸花边与叫花子的把戏有着同样脆弱的结构，天生就与你们的道德格格不入。它属于造假的骗术之类，与伤口、残肢、瞎眼一样都是为了掩人耳目。
  本书并不想成为一部艺术作品，成为脱离作者、脱离世界的东西，像孤鹏独雁在空中继续寂寞的旅行。对我过去的经历，我完全可以用另外一种口气、用其他词汇来进行陈述。我把往事染上了英雄的色彩，因为我心中有这样做的资本，那就是激情。考虑到前后连贯，谐调一致，我有义务从本书的基调出发继续我的冒险。它将有助于使往事给我的提示更加明晰，我一而再、再而三弹指强调贫困和受惩罚的罪恶。我正是冲着它们而去的。但我并不像基督圣徒那样精心策划反复预谋务求达到目的，而是步履蹒跚，并不想极力掩饰我行动的疲劳和恐惧。
  但大家能理解吗？这里并不是要实行一种不幸的哲学，其实恰恰相反，我向往的苦役犯监狱——我们如此命名世界之地和精神之所——给我带来的欢乐远远超过了你们的体面荣光和佳节喜庆。不过我还是要寻求后者。我渴望你们的承认，祈求你们给我戴上桂冠。
  我的这部英雄化了的著作，成了我的《创世纪》，它包含着——必须包含着——我无法违抗的清规戒律：只要我当之无愧，那么我将获得无耻的光荣，本书便是享誉无耻光荣的大师。因为，我若不按照大师的诫令行事，还能参照谁的训示？单就从最平常的道德观念来看，此书势必将我的罪身连拖带拉送进监狱，这岂不是顺理成章的事？说得更透彻一些，并不是根据你们惯用的从简从快的程序，而是它本身注定难逃厄运。我早已在书中有所安排，正如我所期望的那样，厄运正把我作为证人，作为试验场，作为对它的道德和我的责任的反复考验而保存下来。难道不是吗？
  苦役犯监狱里可喜可庆之事甚多，我真想一吐为快，我的身边有那么多受伤害的男子汉，这已经使我受宠若惊了。我刚才只是蜻蜓点水，不过其他途径（如军队、体育等）也能给我带来类似的幸福。《日记》的第二卷，我想题名为《风情杂记》，打算在书中记叙、描写和评论一座内心苦役营的可喜可贺的节庆盛事，那是我穿越我的所谓“西班牙”领地之后心灵的发现。
  让·热内编年小传
  1910～1915
  让·热内（JeanGenet）生于1910年12月19日，巴黎阿萨斯街89号公共救济院塔尔尼埃医院。母亲卡米耶·加布里埃尔·热内，时年22岁，单身，自称是“女管家”。当时父亲健在，但“不留姓名”。
  7个月后，即1911年7月18日，母亲将孩子抛弃在育婴堂，从此一去无消息，不曾回头看望亲生儿子。
  同年7月30日，让·热内被一家姓雷尼埃的乡村小工匠收养，家住莫尔旺山区的阿里尼村（Alligny…en…Morvan），后来，作家在小说《鲜花圣母》中提到这里。养父母承诺将他养到13岁。他有幸得到一位奶妈的看护，奶妈使他从小受到基督教的教育，并加入了阿里尼教堂的唱诗班。
  1916～1923
  1916年9月，让·热内进入地区学校读书，品学兼优，名列前茅。但有一次教学活动对他幼小的心灵打击很大。60年后，作家在一次会见中谈及此事。他说：“我很小的时候就不是法国人，就不是村里人。我知道这事的方式简直幼稚之极，愚蠢之极。事情是这样的：老师要求写一篇小作文，每个同学都要描写他自己的住屋……根据老师的评价，我的描写最精彩。他大声向全班朗读了我的文章，但所有的同学都耻笑我，说：‘可这不是他的屋子，他是一个捡来的弃儿。’我顿时感到心被挖空了，蒙受了奇耻大辱……哦！话虽不太厉害，但我恨法国。岂是一个‘恨’字了得，应该比恨还要深，说法国令我作呕也不过分。”（见《公开宣布的敌人》）。
  从此，他就开始小偷小摸，他偷学校的尺子、铅笔，从养父母那里偷几个小钱买糖果点心让同学们分享。他在没有发表的一则“小偷日记”中写道：“10岁时，我就偷我所爱的人，我也知道他们都很穷。人家发现了，都管我叫小偷。我想，小偷这个字眼对我伤害很深。”
  1922年4月养母欧仁·雷尼埃去世，让·热内改由其女儿贝尔特抚养。1923年7月小学毕业，成绩全区第一。这是他第一次但也是最后一次领到文凭，后来他再也没有机会接受任何学校教育。
  1924～1929
  1924年10月，他被送到巴黎地区一家学徒培训中心学印刷。但才过半个月，他就从中心逃跑，并给小伙伴留下话说，他要去埃及或美洲。中心主任在报告中已经注意到他像女孩子一般“娇柔”，“冒险小说读得太多，精神状态可疑”。
  不久有人在尼斯发现了他，他被重新送回公共救济院收容。此后两年，他像商品一样被频繁转手，在好几个作坊、农场干过活，受到非人的待遇，实在难以忍受，他一逃再进。他做梦都想逃离法国，警察不时在车站、列车、港口城市抓到他。他很快被遣送回巴黎。
  1925年4月，他被安排到盲人作曲家热内·德比克塞依家里学习诗歌艺术，但到了10月就被开除了，原因是他在一次集市上“挪用”并“挥霍”了一笔钱。
  16岁那年，即1926年3月，他第一次尝到被监禁的滋味，在小罗盖特监狱蹲了3个月的班房。6月被释放，7月又因无票乘车被拘留，送到莫城关押了45天。
  9月2日，法院委托都兰的梅特勒农村儿童教养所对他监督劳改，直到他成年。他在里面待了两年半。在他看来，这是一座“儿童苦役犯监狱”，他在里面染上了同性恋怪癖。在这间儿童地狱里，他感到“反常的幸福”，长篇小说《玫瑰的奇迹》对儿童教养所的生活有大量描写。
  1929～1935
  年满18岁后，让·热内应征入伍。他志愿到法国东方部队服役，1930年1月28日到达贝鲁特，加入驻守在大马士革的布雷连，在那里当了一年兵。这也是他生平第一次和阿拉伯世界接触，为他晚年的阿拉伯情节埋下了伏笔。
  1931年7月，他被调到法国另一支殖民军——摩洛哥土著兵团——服役，在摩洛哥驻守19个月。
  1933年6月复员后，曾在巴黎拜访了大作家纪德，尔后即决定进行一次长途跋涉，声称要去利比亚的的黎波里坦。他从巴黎出发，徒步南下，来到西班牙，但不久就走不动了。他写信给纪德说，他“一路流浪，从一个村镇走向另外一个村镇”。从后来发表的自传体小说《小偷日记》可以看出，他靠乞讨和卖淫为生。
  1934年4月，他重返军队，签署了第三次服役合同，在图尔的阿尔及利亚土著兵团当兵。在这期间，他阅读了大量的国内外名着，特别对俄国大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感兴趣。1935年10月，他继续签约服役，被调到驻扎在埃克斯昂普罗旺斯的摩洛哥殖民步兵团当兵。
  1936～1937
  1936年6月18日，让·热内因不堪忍受长期待命而开小差逃离部队。为了躲避追捕，他不得不四处漂泊，穿越欧洲一路流浪，历时一年，行程855公里。《小偷日记》就是这段生活的回忆和写照。
  热内揣着假证件，从尼斯出发，化名热杰蒂进入意大利边境，来到布林迪西，然后乘船准备去阿尔巴尼亚，但很快被驱逐出境。他又企图在希腊的科孚上岸，没有成功。于是他偷渡到南斯拉夫，但一到贝尔格莱德即被捕，监禁一个月，然后被押送到一个边境村庄，但后来警察又在意大利的巴勒莫发现了他，他正准备偷渡到非洲。他又蹲了一阵子班房，然后被推向奥地利。但刚落脚维也纳就被捕，于是又蹲监狱，被驱逐，1936年年底流落到捷克斯洛伐克的布尔诺，在那里不久又被捕，于是他请求政治避难。在人权协会的保护下，他在当地住了近半年，给一个德国籍犹太医生的女儿上法语课，女学生叫安娜·布洛克，当时34岁，这是他一生惟一的一次异性恋，但他声称是一次未发生性关系的“白恋”。
  1937年5月，他重新开始流浪，徒步翻越波兰边界。在波兰的卡托维兹被捕，监禁14天。尔后，他穿过希特勒德国，他很惊讶，德国“既是警察国家，又是犯罪国家”，在人人皆偷的国度里，他进行偷盗心安理得，有得心应手之感，《小偷日记》对此有独特议论。
  接着，他在比利时短暂逗留后，重新回到巴黎，但不久又打算浪迹天涯。7月28日，他写信给安娜·布洛克：“……我只好南下，朝阿尔及利亚、尼日尔、刚果挺进，然后去美洲……”
  1937～1941
  1937年9月16日，他因在萨马里丹几家商店偷了12条手绢的现行罪被捕，被判处一个月监禁，缓期执行。3天后，警察发现他携带手枪和偷盗来的身份证，他又一次在巴黎被捕，判刑5个月。他写信给安娜·布洛克说：“您不要来看我在牢房深处的惨相。这种苦修的状态当然是孤独的。基督教诸位大圣徒们难道不正是追求这样的境界吗？”
  经调查证实他是逃兵后，他可能被判重刑，但精神病检查结论对他有利（精神失常，反复无常，无道德观念）。当局允其提前退伍，仅判处他2个月监禁。但此后接连出事。1938年5月释放后，10月又因偷4瓶开胃饮料被捕监禁2个月。1939年1月释放，5月因使用假车票在火车上被捕，坐牢35天。释放仅3天，又因流浪罪被捕监禁15天。回巴黎后，10月在卢浮宫商店偷一件衬衫和一块零头绸布被捕，2个月监禁。12月17日释放，2个星期后在市政厅集市上偷一块边角毛料，10个月监禁。
  1940年12月，他在圣米歇尔大街吉贝尔书店偷书（历史和哲学图书）被当场抓获，4个月监禁。
  1941年12月，他因偷一块布料被一位裁缝追逐，却撞在一位书店老板手里，几天前他偷了书店新出版的几部普鲁斯特著作，两案并发，判处3个月零1天监禁。
  1942
  这一年，让·热内尽管也吃了不少苦头（坐了9个月牢房），但对他的一生来说则是重要的“魔术般”的年头，是他从小罪犯到大作家大转折的关键一年。
  这年年初，他在桑特监狱开始创作《鲜花圣母》。
  3月被释放后，他在巴黎塞纳河岸边摆旧书摊，出卖他偷来的书。4月，他因偷书被捕被判处8个月徒刑，被关进弗雷纳监狱。他在里面创作了长诗《死刑犯》，然后自费印刷。10月出狱后，他设法将自己的诗歌小册子流传开去。他同一位叫弗朗索瓦·桑丹的小知识分子有联系。一天，桑丹来到热内的房间，发现了热内创作的一大堆手稿，有小说、剧本和电影脚本。年底，长篇小说《鲜花圣母》已经脱稿。
  1943～1944
  1943年2月，让·热内时来运转，通过书摊两名热心顾客的介绍，他认识了当时有名的诗人、小说家和剧作家让·科克托。大作家看了《鲜花圣母》，起初对小说的粗俗内容很反感，但马上就发现小说的重要文学价值，即设法将书出版。3月1日，热内同科克托的秘书保罗·莫里安签署了他的第一个出书合同，此时，他正创作第二部小说《玫瑰的奇迹》。
  5月，他因偷一部绝版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