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让谁传达给别人，这样也有好处，人人都是传令兵。我对胡小个子说：“你给伙计们说一下，我不开枪谁也不准开枪。”胡小个子又把我的命令传了一圈。奶奶在旁边补充说：“还是老规矩，打死一个奖十块大洋。”
  敌人攻到了我们堡子下面。我瞄准一个挥舞战刀的日本鬼子开了一枪，那个鬼子捂着胸口倒下了。伙计们看到我一枪放倒了鬼子的指挥官，精神大振，学着日本鬼子嗷嗷叫喊着把手雷、枪弹一古脑地往鬼子脑袋上头甩了过去。鬼子蒙了，稀里哗啦地退了下去，草丛、坡上留下了几十具敌人死尸和伤兵，死的老老实实地摊在那里活像一条条的狗屎，伤的在地上痛苦地扭动呻吟活像被捕到岸上的鱼。伙计们没想到日本人这么轻易就被我们打退了，吆吆喝喝地欢呼、笑骂着敌人。敌人并没有退远，他们退到我们的射程之外便停了下来，就像疯狂的野狗，挨了人的砖头之后，退后几步，却仍然朝人龇牙咧嘴，随时准备下一次的反扑。敌人又开始打炮了，我们赶紧跑回窑洞里躲避炮弹。这种时候我们的窑洞就显示了极大的优越性，炮弹落到窑背上，等于打到了山上，我们躲在窑洞里安如泰山，炮弹根本伤不到我们。有些炮弹落到了场院里，我们在窑洞里趴在地上，溅起的炮弹皮倒也伤不了我们。现在的问题是，日本鬼子能跟我们相持多久？我们这一带不是日本鬼子的占领区，这帮日本鬼子到底是什么路数到现在我们也没弄清楚，他们到底是来报复一下，还是准备攻占我们的山寨当据点？我们谁也不清楚。这场战斗作为守方，我们处于被动，敌人则处于主动，如何结束这场战斗，不取决于我们，主动权操在日本人手里。
  敌人这一次的炮火准备时间很长，炮火也非常密集，轰隆隆的爆炸声把孩子吓得哇哇哭叫，妇女们也捂了脑袋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日本人的炮火总算停歇了，我们急忙冲上寨墙准备应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日本鬼子正在搬着尸体抬着伤员撤退！我觉得自己的脑子有些不够用，按照日本人打仗的那股凶狠劲儿，他们无论如何不会刚刚开打吃了点小亏就乖乖撤退。我用奶奶捡回来的望远镜观察着敌人的动静，实在看不出日本人有什么诡计。
  “尕掌柜你听，山下头好像打开了。”就在胡小个子提醒我的同时，我也听到了山下面传来的枪炮声，援军到了，只是还弄不清楚来的是李冬青的保安团还是洪祁的八路军。伙计们显然都明白发生了什么，我们对援军没抱希望，因为我们对李冬青和他的保安团不信任，八路军来去无踪根本不知道他们在哪儿，所以虽然卫师爷已经跟李冬青的联络员跑去报信了，我们并没指望他们能支援我们。此时山下的枪炮声就像兴奋剂，伙计们如同撞响了底火的炮弹，不等我的命令，疯了一样地叫喊着冲出寨门向正在撤退的日本鬼子扑杀过去……
  我们再一次赶跑了日本鬼子，取得了胜利。当我们在半山腰跟前来支援的保安团、八路军会合的时候，我的胸腔里酸酸的热热的，盛满了感激的泪水，要不是因为我是狗娃山的掌柜，我肯定会大哭一场。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拥抱了李冬青，真心实意地拥抱了他，过去对他的种种恩怨如同阳光下的冰块，消融得一点痕迹也不见了。我确实没想到李冬青会亲自带着保安团来支援我们，对八路军我倒没有怀疑，凭着我跟他们的老交情，只要他们知道了消息，绝对不会坐视不救的。这一回八路军来的不是洪连长，而是另外一位连长，他告诉我洪连长当了营长，正在军分区受训，所以部队就派他这个连来了。
  我们诚心实意地邀请他们到堡子里做客。他们都谢绝了，李冬青说保安团主力他给带出来了，万一日本人趁机进攻县城麻烦就大了；八路军连长说他们还有任务，我们只好分手。李冬青走了几步又跑回来从怀里掏出一个纸包递给我：“我儿子在你们山上住了一个多月，还想得不成，这不，知道我要来非得叫我把这糖捎给啥狗蛋狗毛的，狗蛋狗毛都是你伙里的娃娃吧？”
  提起这档子事儿我脸有些热辣辣的，暗暗庆幸我绑架他们一家子的时候，并没有为难虐待他们，待遇完全跟我们自己人一样。李冬青的儿子跟胡小个子、过油肉的儿子在一起耍得很好，我送他们回县城的时候那娃娃竟然哭咧咧地不愿意走。但愿他们那一代人长大之后，再不要像我们这样，整天生活在阴谋、暴力、鲜血和战火之中。奶奶拎了一架日本人的望远镜过来对李冬青说：“上一回的望远镜给了尕掌柜，这一回的给你，你们都是打日本的好汉。回去给娃娃说，狗娃山上的奶奶心疼他呢，等太平了奶奶接他到山上好好地耍几天。”
  看来奶奶有了经验，及时把我打死的那个小日本军官的望远镜拾了回来，做了个顺水人情。我想笑，看到奶奶郑重其事的样子却没敢笑。李冬青接过望远镜，对奶奶说：“奶奶是女中豪杰，真正应了那句话：巾帼不让须眉。跟奶奶比我们这些七尺男儿自愧不如。奶奶送的这个礼太珍贵了，我要把它当成传家宝，让我的后人都知道他们的先人是抗日打鬼子的好汉。”
  送走了李冬青的保安团跟八路军，我们开始打扫战场，收获颇丰。最让我们高兴的是，这一仗虽然有十几个伙计受了伤，却没有一个人战死。奶奶让王葫芦杀了两口猪八只羊又开了几坛子老西凤大大庆贺了一番。吃饱喝足之后按照奶奶的承诺开始发大洋。伙计们纷纷表现，说谁打日本人也不是为了挣大洋。奶奶就说对着呢，精忠报国么，杀日本人是应当应分的事情，大洋就不发了。伙计们便又纷纷说，日本人也要杀，大洋也要挣，有了大洋杀起日本人来更有劲头。奶奶就开始骂：“狗日的，里里外外都是你们的理，说的好听，心里头还是想大洋呢。”发大洋的时候又遇上了难题，这一次我们是防守，守着寨墙开枪，并没有跟日本人近距离接触，所以谁打死了几个日本人自己也闹不明白。奶奶说，既然这样，每人五块，确定打死了日本人又有人能证明的，额外再加十块，受伤的也额外再加十块。大家就一哄声地赞同。奶奶又说卫师爷的功劳最大，要不是他报信，联络了保安团跟八路军及时赶到，我们说不准还要受多大损失，弄不好就让日本鬼子给灭了。伙计们大为赞同，纷纷给卫师爷敬酒。卫师爷的脸喝得活像关帝庙里的塑像，一个劲张了嘴傻笑，笑得涎水把衣襟都洇湿了。奶奶说给卫师爷奖二十块大洋，大伙一哄声地叫好。卫师爷推辞说他没做什么事，就是跑了几十里路，不像伙计们真枪实弹地把脑袋掖在裤腰带里跟日本人干，所以不能拿赏钱，即便拿也只能跟别的伙计一样，拿五块大洋就成了。奶奶说：“你说的是你的道理，我说奖多少就多少，不拿就是臊我呢。”卫师爷只好接过了二十块大洋。伙计们拿了钱便坐不住了，纷纷逃离现场找地方赌去了，很快堡子里到处都响起了吆五喝六的声音，闹了一个通宵。
  我们跟李冬青的合作走上了正轨，往来也日益增多。后来日本人又来过几次，日本人进攻任何一家，另两家就出兵支援，狗娃山跟县城的保安团、三边军分区的八路军成了互为依托的战略合作伙伴。日本人的战略进攻重点在华北华东，如果展开大的战争动作对付我们，就会削弱他们在正面战场上的兵力，影响他们的战略目标；如果派小股部队来清剿，不但占不着便宜往往还得吃亏。纠缠了三四年之后，日本人战线越拉越长，更加抽不出兵力对付我们这种三方联合的抗日武装，也就不再来了。日本人不过黄河，我们也没有能力过黄河主动打击他们，于是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我们这里就像台风眼，四周狂风暴雨，我们却风平浪静。又像竞技场上的看台，场上激烈拼斗，我们却只能在一旁观看，我们先于全国提前享受到了局部的和平。
  我如今经常往县城跑，我有冠冕堂皇的理由，因为我们跟李冬青经常要商讨保家卫国的大计，完善我们之间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其实，我经常往县城跑真正的原因就是李敏敏。李敏敏就是县里的那个戏子。在台上她光彩照人美丽无比，如果卸了妆就变成了另一个人，脸黄黄地显得憔悴，睡了一夜早上嘴里就会散发出刷锅水的馊味儿。最让我惊奇的是她的腿上还有男人一样的汗毛，二娘的腿光润洁白活像煮熟后剥了皮的鸡蛋。我陷在这样一种奇怪的状态里：每当我跟李敏敏鬼混过后，便会有一种深深的失落，就好像花了一千块大洋买了只值十块大洋的货。可是过上一半个月，我就又忍不住要跑到城里找她，先是看她唱的戏，如今戏班子开始上演全本的《　白蛇传　》，李冬青说这是班主专门为我上演的，自然由李敏敏主演白娘子。只是，每当我看到李敏敏在台上扭捏作态、款款起舞、长吟短叹地唱着戏词儿的时候，我的脑海里总是不由自主地闪现出二娘的模样儿。我想，如果现在二娘仍然活着，仍然爱唱戏的话，我就让她演白娘子，只是不知道她还能不能应付得下来。
  看过李敏敏的戏，我便领着她到旅馆里鬼混，昏天黑地地鬼混过了就带着由里到外的失落和怅惘回狗娃山。我跟她除了在演戏的时候挂红算是有点银钱上的来往，平时基本上没有什么银钱上的交易，我只给她买过一条项链，一个墨玉镯子，一件水獭皮的大氅，那算不得什么，所以我自认为跟李敏敏还算是有点情意。时间一长，这种日子就成了我的一种习惯，就好像抽大烟，明明知道那不是什么好东西，可是不抽却不行。有时候我也觉得有点对不起花花，她是我没过门的媳妇，也有些对不起二娘，她是领我跨过人生那道门槛的女人。然而，愧疚过后我仍然勤勉地往县城跑，我就是割不断跟李敏敏的这种暧昧关系。
  奶奶不知道从哪里知道了我跟李敏敏的事儿，骂了我几回，说我犯贱，花花那么好的女子不想着赶紧娶进门来，偏偏爱跟戏子鬼混，先是二娘，现在又是什么李敏敏，这样下去迟早得毁了。对奶奶的管教我坚决予以否认。奶奶撇撇嘴：“你肚子里有多少狗油我还称不出斤两来？不是我说你，你虽然不是黑骡子的种，可是却全得了他的继，好的一点没学会，净干那种没名堂的事。你也不想想，一个戏子能跟你咋样？还不是为了钱。把心收回来，把花花娶进门，生上个一男半女好好过日子比啥都强，跟人家订婚这么长时间了，不娶人家对得起人家吗？”
  我不打自招地问她：“花花知道我的事情不？”
  奶奶说：“我没敢告诉她，到底她知不知道我也说不清。我给你说过多少遍了，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李冬青是什么人？是财东家的儿子，跟我们根本就不是一路人，你跟上他能学出什么好来？弄不好还是他故意勾引你学坏呢。”
  可是我却不相信奶奶的说法。我想，李冬青可能是有意拉拢我，终究我们互相支援抗击日本鬼子，谁会不想跟合作伙伴搞好关系呢？要说他有意地想腐蚀我把我变成花花公子酒囊饭袋那倒未必。实话说，自从我跟李冬青交好之后，也确实过了几年醉生梦死花天酒地的日子。他曾经带我到西安城里逛过窑子，吃过长安大酒楼的酒席，为此我还跟四瓣子红了脸。四瓣子一直当我们驻县城的联络员，现在好像忘了他的身份，对李冬青比对我还周到孝顺。李冬青对他也十分器重，还任命四瓣子当了保安团的副团长，在保安团里也开一份饷。几次到西安都是四瓣子领了两个保安团的兵跟着我们。按说有四瓣子跟随我的心就安稳了许多，起码说明李冬青对我没有什么恶意；可是，四瓣子对李冬青的态度却着实让我讨厌，他不但对李冬青一口一个李县长叫得亲热，而且也非常恭敬，动不动脚后跟就磕到一起立正敬礼，对我则有意无意疏远了许多。比方说我们逛窑子，他就亲自站在李冬青的包房外头守着，活像婊子的龟头等着收钱。而只让他的手下在我的屋子外头守着，这让我心里很不平衡，我就到屋子外头骂他们：“狗日的老子在里头跌活呢，你们守在外头听动静呢吗？滚，都给我滚得远远的。”
  四瓣子怕我，却还要跟我解释：“尕掌柜，你跟李县长都在呢，万一出个啥娄子咋办呢？”
  我把枪头子在他脸前头晃了晃说：“老子有这个就足够了，靠你能顶个屁用，滚蛋，要守就守在李冬青门口，老子门口用不着。”
  我说的明明是气话，没想到他居然真的让那两个团丁回旅馆睡觉去了，他自己则执拗地守在李冬青的门外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