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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我就按照约定，带了人挑着一百石麦子送到山下，交给了尕团长。我以为他们会用牲口或者车辆把这一百石麦子拉走，他们却把一石担麦子摆在路边，然后他们的队伍就过来了。这是一支非常可怜的军队，大家一律靠两条腿走路，基本上没有见到骡马、车辆等可以用来代步的东西，也根本看不出来谁是士兵谁是长官。人人衣衫褴褛、面黄肌瘦，还有一些伤员，有的用树枝绑成的担架抬着，有的撑了拐杖自己一步一步地前行。他们排成两列，走到麦子跟前就用一种长长的布口袋装上一口袋麦子，然后把装满麦子的袋子挎在肩膀上继续前进。他们的武器装备也很差，除了步枪，机枪也很有限，炮则根本就没有。
  他们的队伍快过完了，尕团长忽然跑上前去朝一个马夫模样的人敬了个礼，然后指着我们这边说着什么。过了片刻那个马夫拉着马跟他一起来到我的面前，尕团长介绍道：“这是我们师长。”原来这位马夫是师长，我倒真的看走眼了。
  我看了看这位师长，年龄好像也不大，瘦得满脸似乎只剩下了一双眼睛。他身后的那匹马跟他一样瘦骨嶙峋，马的上面骑了一个面黄肌瘦的女人，腿上打着脏兮兮的绷带，一看就知道是负伤了。师长朝我敬了一个礼，我不会敬他们那种礼，只好给他鞠了一个躬。他拦住了我，紧紧握了我的手说：“我代表红军感谢尕司令，患难见真情，我们永远忘不了尕司令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给予我们的支持和帮助，等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革命的功劳簿上一定会有尕司令的。”
  我实在想不通，他们这种自信和从容是从哪里来的，已经混到这个份上了，竟然还对了我说那种大话，我甚至想摸摸他的脑袋是不是在发高烧。我判断，胜利跟他们已经无缘了，他们面临的唯一难题就是怎么逃命。我对师长说：“我已经跟尕团长拜了把子，你们要是实在混不下去了，就来找我，有我吃的就绝对不能让你们饿着，狗娃山不大，养活你们这千把来人还没问题。”
  师长哈哈大笑起来，拍着我的肩膀对我说：“好好好，尕司令这一片好意我们领了，等到革命胜利那一天我们一定来感谢你。”
  他这么一说，我倒觉得自己有些犯傻。师长又跟我握了握手，说他们军务紧急，不再多说了，后会有期，然后就拉着马走了，走出挺远了又回过头来朝我挥了挥手。
  我问尕团长：“骑马的是你们师长婆娘吧？”
  尕团长说：“你胡说啥呢？我们师长的爱人已经到了陕北了，这是我们部队的宣传科长，是政委的爱人。政委过草地的时候让马匪的骑兵杀害了，政委的爱人也受了伤，师长就把自己的马让出来给她骑了。好了，我也得走了，再见，我们后会有期。”跑了几步他又回来了，拿出一张纸对我说：“对了，这是我们的借条，这一百石麦子算我们借的，过些日子有机会了我们再给你们送钱来。”说罢也不等我回话就匆匆忙忙地跑了。我看看他们的借条，是一张粗糙的黄表纸，上面写着：红军第一方面军五军团二师从狗娃山尕司令处借得麦子一百石，特立此据，容后归还。下面盖着红彤彤的方形大印，还有师长的签名。师长的签名实在潦草，我怎么也认不清上面写的是什么。我心里暗笑，这不是跟做戏一样么，他们这辈子要是还有给我还麦子的机会，我就替他们谢天谢地了。我想把这张借条一撕了之，转念一想，留着做个念想也好，起码能让我别忘了我还有尕团长那么一个结拜哥哥呢。于是，我没有撕，把它放到了二娘藏首饰的木匣子里。
  送走了尕团长他们之后又过了大概一个多月，我日思夜想的李冬青总算露面了。那是一个晴朗的日子，狗娃山上的残雪在红艳艳的日头下慢慢消退，树枝上残留的叶子竟然泛出了绿茵茵的色彩，让人误以为春天回来了。只有远处山峁上的白雪提醒人们这才是初冬季节，寒冷的日子还在后头。窑洞前面的场子上，胡小个子抱着他儿子晒太阳，围了几个伙计教他儿子喊爹喊爷地瞎起哄，可惜他儿子太小，啥也不会喊。看到胡小个子的儿子，我也想起了二娘渐渐膨胀起来的肚子，不知道她会生个什么，据她说八成是个儿子，酸儿辣女，她现在特爱吃酸的，跟胡小个子的婆娘当初一样。我蹲在窑洞前面晒太阳，隔着院场看胡小个子给他儿子把尿。他儿子的小牛牛活像一个小小的茶壶嘴儿，胡小个子努力地嘘嘘着，也不知道他这一套是跟谁学的，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在这之前谁要是告诉我胡小个子会嘘嘘着给他儿子把尿，我一定会笑死。也许给娃娃把尿嘘嘘，也是人的一种本性，就跟男女在床上做那种事情一样，用不着谁教天生就会。如果我有了娃娃，我会不会也像他一样嘘嘘着给娃娃把尿呢？胡小个子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他儿子射出了一道细细的尿水，在阳光下尿水成了五彩斑斓的袖珍彩虹。
  二娘是前几天才告诉我她“可能有了”。她说话时的那份激动和忐忑让我一下子就明白她“有了”什么。我当时有些发蒙，虽然她“有了”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可是我却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她也会“有了”。所以那一刻我有些发蒙，如果她“有了”，就意味着我也“有了”，唯一不同的就是她现在就“有了”，我还得等一段日子，等到她分娩以后才算真正“有了”。我确实没有做好她“有了”的思想准备，所以我才发蒙。她告诉我她实际上已经好几个月没有“来了”，因为一直没有确定是不是“有了”就没敢告诉我，直到前几天卫师爷给她把了脉，确定她真的“有了”，她才敢告诉我。我说么，这段时间觉得她胖了，肚皮肉囊囊的，腰也粗了许多。
  “你咋不高兴呢？”她对我发蒙有些不悦，好像这件事是她立下的一大功劳却没有得到我的犒赏似的。
  我连忙说：“我咋能不高兴呢，我都不知道该咋高兴了。”
  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刻我忽然想起了奶奶，奶奶如果知道二娘“有了”，会作出什么反应呢？还有，花花的事情我还办不办呢？如果我跟花花的事情照样办，二娘这边又怎么办呢？这些事情对我都是困扰，凭我当时的生活经验，应付这方面的麻烦还是个生手。如果我退了花花的婚事，花花这一辈子就不会再有人要了，那是我们这里的规矩，定了婚的女人在理论上就已经是别人家的人了，如果定了婚而没有成婚，那就是望门寡，根本没人敢再娶她。如果我活着，有人娶了花花，那就是对我的欺辱，跟老婆和别人通奸男人受到的侮辱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如果我照原定计划娶了花花，那么二娘还有二娘生下来的孩子该怎么办？这些杂七杂八的事情在二娘通告我她已经“有了”之后的那一瞬间，纷纷涌到我的脑子里，搅得我有些恍惚，有些茫然。如果奶奶在山上，她既可能想出个解决难题的办法，也可能会把局面搅得更加混乱。然而，只要她在，不管是圆满地处理好这件事情，还是把事情闹得更加麻烦，我都可以推到她身上叫她处理，那样我就大大省心了；不管是她把事情处理清爽了还是把局面搅得更混乱了，我都可以退避三舍，大不了让人家骂一声缩头乌龟。
  “从现在起你就不能再碰我了，记住了没有？”
  二娘的告诫把我从纷乱的思绪中惊醒，我连忙点头应承：“好好，不碰就不碰。”
  她却挤到我的身上说：“可是你每天都得搂着我睡，就是不准做那种事情，做了那种事情娃娃就坏了。”
  我忍不住笑了，二娘问我笑啥呢，我想起了李大个子给我讲过的故事。他说有两口子，老婆怀孕了，两人还做夫妻的事情。娃娃生下来之后，一张口就问：“谁是我爸？”男的连忙趋前应承：“我就是你爸爸。”娃娃就用拳头杵他的脑门子，边杵边问：“这样杵你疼不疼？这样杵你疼不疼？”
  我把故事给二娘讲了，二娘笑骂：“狗日的李大个子从来说不出人话来。不管咋样，今后你不能再跟我做那种事情了。”这无疑对我是残酷的折磨，我这个年龄的任何一个正常男人，每天晚上搂着赤裸裸的女人却不准做那种事情，肯定是一种挺残酷的折磨。可是我仍然毫不犹豫地答应她，因为她终究给我怀上了娃娃，这就是任何一个女人可以向她的男人提出任何要求的最有分量的砝码。我蹲在窑洞前头的阳光里，懒洋洋地看着胡小个子的儿子冲着我撒出了一道细细的彩虹，有些百无聊赖。这时候伙计跑过来向我报告，那个给我们卖粮食的人来了，在堡子外头等我呢。我就让伙计打开堡子把李冬青领到待客厅里来。
  我掰着手指头算了算，李冬青走了整整三个月，今天才露面，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把钱带回来了，不管怎么说，他能露面我就松了一口气，不管怎么样，他总得给我一个说法，一个交代。几个月没见，李冬青憔悴了许多，人也明显地瘦了。他是一个人来的，背上背了一个包袱，我一看就知道，那个包袱里头装的不可能是银元。急归急气归气，见了面道一声辛苦还是应该的，我就对他说了声辛苦了，然后就让伙计给他上茶。
  他坐到椅子上，叹了一口气说：“不辛苦，命苦啊。”
  听他这话我的心就有些往下沉，估计情况不妙，这家伙不知道能编出些什么说辞来应付我。我也打定了主意，不管你说什么，没有钱我也放不了你。所以，我也不主动追问他，等着听他给我一个交代。
  茶上来了，他好像生下来头一回喝茶一样，端着茶吸溜吸溜也不怕烫连着喝了两杯，才开口说话：“这一回要不是跑得快，在黄河口一带就把命搭上了。”
  我问他：“咋了？碰上土匪了？”
  他说：“土匪我倒不怕，你也是土匪，到时候叫你出面就成了，你们是同行，有理说得清。我遇上的是红军。红军跟中央军的一个师还有四个县的保安团打起来了，打得那叫热闹，后来你猜怎么样了？”
  我想起了尕团长跟他的部队，还有那个瘦得满脸只剩下一双眼睛的师长，不知道在黄河口跟正规师外加四个县的保安团打仗的是不是他们，如果是他们，我估计凶多吉少。他们是一支已经疲惫羸弱苟延残喘的军队，我实在想不透他们有什么本钱跟任何一支部队打仗。
  “咳，你说的红军我们已经见过了，可怜得很，不要说打仗，再弄不上吃的饿都饿死了，还打仗呢，可怜啊。”我没有对他说我跟红军的交往，这种事情做得说不得，如果传到中央军那里，说不准会惹什么麻烦。我们这号人混世界的基本法宝就是凡是比我强的都别招惹，除非逼到了生死存亡的份上。
  “咋，你见了？”
  我点点头：“远远地看了一眼。”
  “你真想不到，那场仗打得真叫人心惊胆战。红军不到两千人，中央军一个整编师就有四千多人，再加上四个县的保安团，总共有七千多人，结果呢，整编师叫人家打垮了三个团，保安团就更不用说了，人家一个冲锋就都跑散了。跑散了也好，总比叫人家打死强。”
  “你说啥？谁胜了？”
  “红军啊，人家打败了整编师，打垮了四个县的保安团，晋陕豫三个省都震动了，西安、太原城里的达官贵人都准备逃跑呢。结果人家根本就没看西安城一眼，一转眼不见了，说是朝北走了。”说到这儿，李冬青叹息了一声，“唉，说到头来，还是中央军太稀屎，我们每年缴捐纳税地养活他们，他们狗屁用没有，连那么一帮跟叫花子差不了多少的红军都收拾不了。”
  我判断这支红军肯定不是跟我拜了把子的尕团长的那一支，如果是他们那支军队，他们能打败中央军一个师打死我都不信。我没心情再跟他研究中央军和红军的问题，那跟我没关系，我最关心的还是我的麦子是不是换成了银元。我问他：“麦子听说你卖了，又听说你上了些布匹、茶叶、西药拿到西安城去了，咋样？出手了没有？”李冬青说：“再不出手你不是就把我一家老少都绑来了，我敢不出手吗？”
  我说：“你胡说呢，生意归生意，赔了赚了我咋会抓你家里人呢。”
  “算了吧，尕司令，还是你狠，你派的人把我们李家寨的猪狗鸡鸭都吃光了，现在好得很，我们李家寨子鸡不鸣狗不咬，清静得了不得。”
  肯定是那个不争气的过油肉在那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