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起这半年来他信里的口气变了。他还是管我叫他的小夫人，可他不再为了对我的伟大爱情写上满满的三大张了。好像两张是写对我的爱的，还有一张是写对上帝的爱。过了几个月，一张写给我，两张写给上帝。
  所以我写了一封短信。我说我已经从监狱里放出来了。我说，上海大变样了，比你想象的还要大。我说共产党要来了，国民党已经撤了。
  我把这封信寄出了。我决定等。我把我的打算告诉杜阿姨。她马上说，“什么？你打算什么也不干，就这么等下去？难道你只学会了站水泥地？眼下有机会走的人都在拼命地抓住这种机会。！，她把我从椅子里拉起来。“我们这就上电报局去，”她说，“要不然，你这信要过半年才能到他手中。到那时他再回信又有什么用？
  你所有的机会全失去了。”
  我们到了电报局，好不容易才在排着的长队里挤了一个位置。好像人人都在发加急电报，都是十万火急。我们等了三四个钟头，总算挨到了前面。我手里拿着吉米的地址和电文纸：“已出狱。准备来。
  请回电。妻，江雯丽。”
  我把纸递给发报员。她看了一下，然后说，“不，不能这么写，不够急。你必须说，快，我们马上要来了。”
  我寻思，什么人会跟我说，我得在电报上再加几个字呢？我仔细瞧瞧这个微笑着的发报员。你猜她是谁？王贝蒂！漂亮贝蒂！
  她没死在南京。她解释说就在我离开的那天，我的四百元钱汇到了。她不能把它退回去，于是她就用这笔钱跑到上海来了。现在她有个儿子，已经有十一个月了，又聪明又漂亮。
  我们不能老在嘈杂的办公室里谈话。于是她就跟我说，电报她会给我发的──加上她建议的那些话，叫吉米马上回电。
  “他的回电一到，我马上就送到你家里去。”她说。
  过了两夜，她来了。我拿起电报进了房间，关上门。我在发抖，然后我的颤抖又消失了。我有一种预感，我根本不需要打开电报知道答复。我知道我的命运，我的劫数，上帝的旨意。
  电报说：“赞美上帝。美国公民吉米·路易的妻子江雯丽（雯妮·路易）的手续已办妥，汇出文件和七百美元。速离。”
  第二天我们去黑市变卖了我的一些金银首饰，然后我和杜阿姨就去办签证。没想到那地方比电报局还糟！人们都挤在一起，口中大喊着，手里挥舞着钞票，冲到前面去打听消息。传闻是一个接着一个。
  离境的规定在不断变更。要是你回不了中国，得有三个国家担保。我有一个担保国美国，但还得再有两个。那天有人说，有点松动了，或许再有个法国就行了，我记不清了。不管怎么说，我付两百美元买了一个第二国的担保。现在我只要再找一个就行了。第二天我再去，要我的文件。那个男人告诉我，“这个第二国可以担保只是个谣言。很抱歉，现在这谣言已没有了。”这样我就白白丢了两百美元。
  我记不清等了多久才又找到一个第二国，接着再找第三国，前前后后加起来大概花了两星期。这段时间里，我真是紧张得要命，出了一身疹子，大腿肌肉也开始上下跳动，好像有个小蜘蛛想出来似的。
  漂亮贝蒂不得不发了许多电报给吉米，说明滞留的原因。最后我的文件总算全办妥了。但我还是需要一条出去的路子。
  我买了三张票。第一张是黑市的机票，在十天后的5月15日飞旧金山的，第二和第三张是合法票，一张是5月27日到香港的，另一张是6月3日到新加坡的。我有三个机会。
  我告诉杜阿姨，不管哪张票留下来了，她都可以去卖掉或用掉。
  杜阿姨说，以后再说吧。胡兰已经说过她不想离开，她想把孩子生在中国。你也许会认为这是个傻主意，可我知道其他人也都是这么想的：生在中国或埋在中国，这是很重要的。胡兰认为，只要有孩子，她总有时间决定去留，没有问题。当然她想错了，她后来费了不少周折。要不我干吗还得帮她呢？
  这样一切都办妥了，只有一件事，这是我干的最后一件傻事，我还想和文福离婚。这是我的骄傲，我不知道干吗老是去不掉这念头。
  人都要去美国了，干吗不能把一切全忘了？但当时，我认定，不把这最后一件事了结，我心里是永远不会舒坦的。
  我认为我不是在意气用事。我有证明我被错判的文件，我有签证和电报，证明我是吉米·路易的妻子。再说我还有一个计划，一个谨慎的计划。事情就这么进行了。
  王贝蒂发了个急电给文福：“文福先生和太太：今有贵重包裹一个，需您两人签收。请于5月10日下午两点，随带电报和印章到广西路电报局包裹处认领。”
  你想这个贪婪的家伙肯放过这个机会吗？两点钟，他果然准时到了，还带着他的新女人，两人急急忙忙冲过排着的长队。我和胡兰、杜阿姨就站在后面的办公室里瞧着。王贝蒂拿着纸条，转身去找包裹的时候，朝我眨眨眼。她把包裹放在柜台上，要他们在回单上签字。
  可他刚想签，她猛地把回单抽回，看了一下名字。“文福？”她用一种怀疑的口气说，“好些年前我不是在南京认识你的吗？你不是已经和江雯丽结婚了吗？”
  文福眼睛盯在包裹上。“现在不是了。”他说。
  “那么，这是你的太太吗？”王贝蒂问，看看站在文福身边那个看上去很霸道的胖女人，“我不能把这包裹给任何人，除了文福和他的合法妻子。”
  “这就是我的妻子。”他不耐烦地说，“我已经和那个人离了。”
  “当然，我是他的妻子！”胖女人说，“你是谁，有什么资格向我们提这个问题？”
  这当儿，我冲了出来，杜阿姨和胡兰也跟在后面。“你承认了！”我大吼道，“现在我们有证人了。”这间拥挤的办公室里的每个人都转过头来张望。
  文福盯住我，好像活见了鬼。
  我把离婚证书递给他签字。一切都写得清清楚楚，我和文福从1941年起就已经离婚，是在昆明办的。他声明我不是他的妻子，我声明他不是我的丈夫。底下是三个签章：我的、胡兰的、杜阿姨的。
  “你签这儿。”我说。
  那胖女人不高兴见我，我看得出。她说，“你们玩什么花招？”
  “不是花招，”我说，“他签不签，我无所谓。我手头有张法院文件，证明我是被错判的。再过一个星期，我就去美国，做另一个人的妻子了。但没这张纸，你在中国就没有合法地位，你只能做他的小老婆，永远没有地位。”
  电报局里的人全都笑了。这女人气得要命！
  “签了，和她一刀两断吧。”她对文福说。他一动不动，一直没跟我说话，一直用他那副丑态盯着我。但随后他笑了，笑得越来越响，越来越难看。他狂笑着签了字，盖上他的印章。
  他摊开双手说，“好了，一切都了断了。”他把纸递回来，然后他看看四周，管自己一个人笑。那女人哼了一声，抓起柜台上的包裹，两人走了。
  你瞧他的新女人多傻呀！那包裹里装的是我早上捡来的干驴粪蛋。
  就这样，我终于离了婚。你能怪我一定要这个吗？你能为随后发生的事怪我吗？
  他肯定在我们的住处盯了好几个钟头，也许有好几天了，因为他一直等到家里只有我一个人才敲。我听见有人敲门，我没想到，咳，我真太大意了，我去开了门。他推开门，把我按倒在地上，用枪对准我的脑袋。
  他骂我，说我永远也别想逃出他的手掌，哪怕我跑到天涯海角。
  他看到我收拾好的箱子，就把它扔到房间对面，我的衣服、车票，还有我的重要文件全掉出来了。他从一个长圆筒里抽出一筒卷起来的纸，拉掉上面缠着的丝线。那就是我的离婚证书，就是这东西使他丢尽了脸。他把它撕得粉碎，告诉我，“现在你就跟以前一样，成了婊子了。”
  他又捡起一张纸，这是你父亲的电报。他怪腔怪调地念了一遍，也把它撕了，还说吉米的诺言就像空气那样空洞。
  然后他发现了我的护照和机票，其中有一张是第二天飞往美国的。我叫了起来。我求他不要撕我的机票。他把机票拿在手上掂掂分量，好像它们是金子似的，“我怎么会撕呢？我要去卖个好价钱。”
  我哭了，我求他放我走。他把护照和机票放在我们旁边的桌子上，然后拉住我的头发把我的头拎起来，说，“求我，求我，说你要做我的老婆。”他挥舞着手枪。我身边是那张放着机票的桌子，我这辈子的机会全在那儿了。我面前是手枪，我的生命马上就会离开我。我知道他在撒谎，我要是服从了，他还会把机票拿走，他还会要我的命。
  我该怎么办？我软弱，我坚强。我有希望，我有希望。我不能放弃我的希望。于是我求他。
  结果，我猜对了，他撤了谎。他说他要把我的机票拿走。他把机票放进了裤子口袋。然后他进了浴室，让我一个人躺在地上哭。可就在这当儿，我看到了桌上的手枪。我伸出手去，用双手紧紧地把它握住。然后我叫他出来。
  他一见我握着枪，眼睛就睁大了；然后他皱皱眉头，嘲笑我，“你不知道怎么开枪。”
  “我会学了杀你。”我说。
  “我是装装样子的，”他说，“枪里没子弹。我只想吓吓你。”
  “既然这样，你怕什么？”我说，还是拿枪对着他，我的心激烈跳动着。我真想杀了他。我不想辩解，也不想监狱，或怎么逃跑，我只想杀了他。要不是胡兰进门把我从着魔状态中唤醒，说不定我已经这么做了。
  “哎哟！”她喊起来了，“怎么回事呀？”
  “他偷了我的机票。”我说。我没说他强奸了我，但明眼人从我的头发，我的被撕破的衣服，文福正在紧皮带的样子都看得出这一点。
  “机票在哪儿？”胡兰问。
  “在他的裤袋里。”我说。这时我有了主意，我对文福挥挥枪，“把裤子脱下来给胡兰。”
  文福盯着我。我拉开扳机，想对地板开一枪，吓吓他。但没想到枪响得这么快，一下子从我手中滑脱，子弹从文福的头上飞过，打在他身后的墙上。
  “你疯了？”他和胡兰两个都叫了起来。
  “是的，”我吼道，“脱裤子。”
  我又扣动了扳机，这一次打在了地板上。他马上脱下裤子，扔给胡兰。胡兰摸出机票，高高地举起来交给我，一脸得意。
  “现在把裤子扔到窗外去。”我对胡兰说。她犹豫了一秒钟，然后，也许是怕我朝她开枪，很快走到我身后的窗前，打开窗子，把裤子扔出去了。
  “现在找你的脏裤子去吧！”我对文福说。他骂骂咧咧地跑到门外，声称我逃不了他的手心。他一走，胡兰就哈哈大笑起来。
  胡兰老跟我讲起那天的事，直到我告诉她不要再提起。我干吗要回忆起来呢？我干吗要听她讲那天发生的事，好像只不过是个有趣的故事似的？
  “嘿，”她老是说，“还记得文福想偷你的机票的事吗？还记得你用枪对着他，要他把机票还你吗？但枪走火了，好可怕呀！把他吓个半死。呵，我还能想起他的脸──他几乎是拎着裤子从窗口跳出去的！第二天早上你已经上了飞机。你真运气呀。”
  的确。我是运气的。六天后，我和你父亲在一起了。
  到了美国，我看到你父亲和我都变了，但我们的心没变，我们的爱情还是一如既往，但他又有了对上帝的爱。他总是讲英语，可我不会。
  晚上，他把我抱在怀里，像在上海一样，我们多高兴啊，永远不会分开了。但我经常在梦里哭出声来，“他找到我了，他把我抓住了！”
  于是你父亲就说，“宝贝啊，嘘一嘘，不要再想这个了，你现在已经在美国了。”
  所以我从来没告诉他，也从来没告诉任何人，我怀孕了。九个月后，或许更早些，我有了你。
  第二十五章　　宝宝的婚礼
  我差点儿从椅子上掉下来。她说了这么一个严肃的事实，“我怀孕了，我有了你。”
  “后来呢？”我说，等她告诉我这个可怕的消息──文福就是我的亲生父亲。
  “后来，”她说着，找着合适的词句，“现在这人已经死了。”
  她不由自主地点点头，显然很满足。“现在我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
  那么多年来，我以为他会从储藏室里飞出来，或从我的床底下蹦出来。”她的双手做出飞的样子，她腿上的肌肉在跳动，本能的反应还在，“但漂亮贝蒂在一封信里告诉我。瞧？不用担心了，她说，他死了，死在圣诞节。你想得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