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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福又能怎么着？”五妈说，“他说，‘哇！这老头疯了！’但我们见文福和他父亲下楼去了。我们听他们在敲墙壁，敲地板，已经在找起来了。”
  “过了三个钟头，”三妈用颤抖的嗓音说，“我们又上楼来了，可你父亲已经去了。真可怜啊！我摇摇他，说，‘什么？你醒了一会儿，那么快就去了，你也不为你这老伴想想啊？’”
  “我们全都哭了，哭得好伤心哪。”五妈说，“而这个文福实在太可恶，可恶得叫人难以相信啊！你父亲还躺在那儿，尸骨未寒哪，文福就开始在他床边的墙上凿洞了，太可恶了！”
  “过了五天，”三妈说，“你父亲房间里所有的墙壁和地板全被凿得个乱七八糟，文福还打算凿另外房间呢。”
  “至于我们嘛，”五妈说，“倒不在乎另外房间怎么样，哪怕他弄个底朝天，我们也管不着。我们明天就走了，住到烟台我兄弟家去。他请我们去，我们已经答应了。”她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神情。
  三妈和五妈说完后望着我，看我怎么说。我心里就像打破了五味瓶，真是百感交集啊：对死去的父亲的悲痛，对文福的气愤，对即将离开的三妈和五妈的难过，──我们都是无依无靠，没有指望了。
  “哎！”我说，“真是苦得难以下咽啊。你们这么一大把年纪了，到头来什么也没得到。真是太惨了！眼看我们所有的钱财全落到这么一个坏蛋手中，太可怕了！”
  三妈皱起了眉头，“这屋子里没有金子。我们刚才说的难道你没听清？我们知道你父亲，他干吗要把金子留给一个他讨厌的人？他最后一次醒来给我们开了个小玩笑，给文福一个诅咒。”
  “这么说来那屋子就这样白白地毁了？”我喊道。
  “白白地？”三妈说，“你以为我们和文福住一起没吃苦头啊？
  你以为就你一个被文福捏在手心啊？眼下你父亲正牵著文福的鼻子团团转呢，眼下文福正在寻你父亲的梦呢，眼下这屋子正塌下来压在他头顶呢，可不是什么白白地！”
  瞧，这里有一封我给你父亲的电报，我问他我是否能去美国，做他的妻子。你瞧，他把这封电报保留下来了，他接到它时甭提有多高兴了。但他的回电不在这儿。
  我告诉你是怎么回事。这事我一直不敢告诉你，我老想忘了它。
  第二十四章　　报恩
  一天，杜阿姨给我带来一个惊喜──胡兰，肚里还怀了个孩子呢！我哭了，看到她好高兴啊。她也哭了，到监狱里来与我相见，心里难受极了。这是1949年2月，这时我已经在狱中待了一年多了。
  我们通过几次信，我给她写过五次，可她大概只给我写过三次。
  她老是为自己找借口，说家国去世后，怕自己写不好。我想起了杜阿姨跟我讲过胡兰的痛苦，也就不怪她信来得少，写得语无伦次了。在她最近的一封信里，她说她有重要的事要告诉我──她没说是什么事──只说她很开心，要让我也开心。
  那么这就是她的新闻了：她又结婚了，嫁了个好男人，匡安。这是你亨利舅舅以前的名字，后来他才改为亨利·匡。呵，他那时的相貌和现在相比简直跟换了个人似的：他那会儿瘦得皮包骨头，哪像现在挺着个大肚子；一头浓黑的头发，眼镜片也没现在这么厚。他虽说不上英俊，但看上去还是蛮讨人喜欢的，说话彬彬有礼。海伦会告诉你他们是怎么相识的。当时家国去世才半年，她会告诉你这是一见钟情。或许他是这样的，可我觉得她考虑得很实际。她看准了机会，就抓住了，一点也不错过。
  我这么说只是因为我知道胡兰是多么爱家国。她对他可真算得上一往情深，就像我和你父亲一样。我想她只有一点遗憾，就是家国没有同样对待她。她对他一见钟情，他对她彬彬有礼。
  但匡安爱胡兰爱得神魂颠倒！无论她要什么，他马上就给办。她要他帮我出狱。他本来是个什么军官，驻扎在东北。共产党解放东北后，把所有的旧军人都赶出去了，于是他和胡兰就到了天津。后来这个城市也被攻占了，他们又跑到上海。他在上海有个同学，大有来头，是全市教育界的头。这个人跟律师、法官和警察搞得很熟。胡兰说，匡安只要跟这个教育部长说一句话，一个个传过去，最后我就能出狱了。
  我相信她。我没问，匡安真有那么大能耐吗？他的朋友会听吗？
  蹲监狱的时候，只要有人给你一点点希望，你就会抓住不放，不管它是哪儿来的。
  我在狱中大概又待了两个月，一天，有人来叫我了，说，“江雯丽，可以出狱了。”就这么简单。我什么也没问，也没人给我作解释。我和难友一一握了手，祝她们过上好日子。我还想再说什么，她们把我嘘出来了，叫我赶快走，免得机会失掉。
  出大门前，一个狱警给我一份文件，要我签字，说我自由了。在这份文件的“因何出狱”栏上，已经有人写了：“错判”。你能想象我当时的心情吗？就因为一个错误，让我在监狱中待了一年多！终于自由了，我高兴得哭了起来，但同时心里又很气。
  杜阿姨等在监狱外面，我们上了公共汽车。我们回到我和吉米一块住过的那个套房。一路上我发现这个城市变了样子：银行、商店、学校和饭店，那么多地方全都关了门；大街上小轿车开来开去，里面挤满了人和东西，包裹塞得满满的，从车窗里挤出来了。
  人们总是说，每天有十万人在逛南京路。我出狱的那天，肯定有十万人推着手拉车，车里塞满了各种各样奇怪的东西，大米啦，貂皮大衣啦，诸如此类的东西。杜阿姨说，他们都是去火车站和轮船码头的，想赶在共产党来之前逃到广东和香港去。
  我到家的时候，胡兰正在做饭。她冲上来，捏捏我的瘦脸说：“或许我做菜的手艺从来就比不上你，可今天，我想你的胃口会比平时更好。”她的新丈夫把我引到沙发上，叫我把头靠在靠背上，把脚搁起来舒服些。我真心地感谢他。
  “匡安，”我说，“要没有你的帮助……”
  他打断了我的感谢话，“不要再提起了。”
  “真的，”我说，“要再在那儿待下去我连六个月都活不到了。”
  “你已经出来了，”他说，“就好了嘛。一切都过去了。”
  真的，他真是太客气了。于是我也很可笑地变得客气起来。“我知道这事得费多大周折呀，”我说，“说不定你还得花些钱呢。不管怎么说，我永远欠你们的情。有朝一日你用得着你们的朋友江雯丽，尽管开口。每次只要我能办到，只会增加我的快乐。”
  他的脸红了。我想，他那么谦虚。
  胡兰像只百舌鸟似的叽叽喳喳说个不停，“我不早告诉过你吗？
  只要一句话，匡安不过说了一句话嘛。好多大人物他全认识。当然我也跟在他后面跑了好几次。我说，干吗要拖那么久呢，让她快点出来嘛。”
  “不要再说话了，”杜阿姨说，“瞧这可怜的小人都瘦得什么样了，风一吹就能倒。”这倒是真的，我大概比一年前轻了十磅，后来就一直很瘦。
  我回家后吃的第一顿饭很简单：菠菜炒香菇片，鸡蛋蒸肉饼，油煎黄鱼，外加一碗鱼头汤。三菜一汤，四个人吃，分量也很少。我觉得杜阿姨看到我在打量最后一个菜，明白我在惊讶没菜上来了。
  “这顿饭很难得。”她解释说。
  “哦！”我附和了一句，“一切好得不能再好了。”
  “是的，可你该知道，我们已经好几个月没吃这种东西了。”
  “新币又贬值了，”胡兰说，“买一袋米，要六百万新币哪。真荒唐！钱比米还重！”
  “那么今晚这顿你是怎么付的呢？”我问。
  “我卖掉一只小玉镯，”杜阿姨说，见我一脸愕然，她又加了一句，“只能如此了。全靠这些东西了，只有这些东西还值钱。要是他们发现你在大街上卖金子或美元，就把你毙了。国民党会对准你的脑袋开枪。”
  “我们没钱了？”我问杜阿姨。
  “我不能说这话。我说他们不让你在大街上卖金子或美元。我们还有一根小金条，是从你的银行户头兑出来的，还有吉米寄给我们的大约两百美元。另外还有你的金手镯、金戒指、耳环什么的一些小东西。所以说实在的，我们算是相当运气了。”
  然后我想起来了。“或许我们的运气还要好些呢，”我说，“我的皮箱在哪儿？”我们进了房间。我打开皮箱，翻了个底朝天。我把它们藏在这里都快忘了，可它们还在：十双银筷子，银链条还串在一起呢。
  眼下胡兰和匡安跟我们住在一起──就在我和吉米住过的那套房间里。他们住客厅。我和杜阿姨合睡一张床。这第一个晚上，我想肯定会睡不着的。我想起了两年前我和吉米、淡若在一起生活的情景，那时多开心啊！但我觉得才睡了一会，杜阿姨就把我摇醒了。原来已经是早上了，她笑了，因为我靠在墙上缩成一团，我在狱中已经习惯这样睡了。
  吃完早饭，我送给胡兰一件礼物：一对耳环。我把耳环放进她的盘里，她丈夫想替她推辞。
  “不，不！”他说，“没必要再谢了。把耳环收回去吧，不要再争来争去了。”
  我假装没听见。“戴上试试看，”我对胡兰说，“我就想看看你戴上耳环是什么样的。”她犹豫了一下──大概有五秒钟吧──就戴了一只上去，接着又是一只。
  你知道我说的耳环吗？就是你海伦舅妈整天戴着炫耀的那一副，样子很好看，两个很厚的半圆，每端都有个金环，我们管这叫翡翠。
  这种颜色的玉非常难得，眼下贵得不得了。我送她这个，感谢她帮我出狱。
  然后你猜我发现了什么？那天杜阿姨和我一起出门去市场的时候，她对我说，“别再送礼物给胡兰了，匡安不想让你提醒他帮过你。”
  我对杜阿姨说：“他真是个好人，大好人，我知道。可我想我送耳环给胡兰，他该感到骄傲才是。”
  “不要送了。”杜阿姨严肃地说。
  “阿姨，”我说，“他们只是出于客气推辞一番。”
  “或许胡兰是这样，可匡安不是的。”然后她告诉我，匡安一个月前来找她，当时我还在监狱里。他很慌乱，很不好意思，原来他的那位同学不想见他，连走出办公室打个招呼也不肯。他不敢告诉胡兰，他的朋友嫌他来头不大，不想见他；他无法帮她的朋友出狱。
  “我不好意思告诉我太太。”他对杜阿姨说。
  于是杜阿姨就说：“不要再想这件事了。”
  “他没帮我？”我问。
  杜阿姨摇摇头。“他当然想帮。可结果，是我自己跑到衙门去的，”她说，“这也没什么大不了，只不过花了几天工夫想一想。你瞧，现在上海乱糟糟的，谁在那儿管事呢？我就告诉牢头，你有个在共产党里当大官的亲戚──名字嘛，不能告诉你。可我跟他们说了，‘下个月要是共产党进城，发现江雯丽还在坐牢──哎哟！’”
  “你是这么说的？”
  杜阿姨笑了，“你瞧什么是权力，不就是把别人的害怕捏在自己手中，给他们瞧瞧！再说，兴许还真有此事哩。说不定花生和小俞她妈现在已经成了大共产党了，谁说不是呢？”
  杜阿姨要我答应不告诉胡兰。你瞧她是位多好的老太太啊！她要胡兰为匡安感到骄傲。她说，不管怎样，匡安也费了心。她不想让大家知道她是真正的大英雄。只有我知道，对她来说这就够了。
  尽管如此，还是有好多次，我不得不咬住舌头。海伦老是说，“现在我要你报恩了。”我明白她说的报恩是什么。亨利也知道，但方式不一样。可我也知道──又是另外一种方式。有时她要得很多，就像那一次，她要我把她弄到美国去，那是在1953年，当时她和你亨利舅舅已经逃到台湾。她向你父亲和我要了好多钱。我怎么说呢？──“我其实不想送你耳环，还我吧。”
  不管怎么说，大多数时间我还是很高兴她在这儿，亨利也在这儿。他们的心是好的。我气的是海伦好像什么都知道的样子。现在你明白了吧，其实她什么也不知道。
  出狱后第二天，我给吉米写了封信。我说我在等他给我回音。我该来呢？还是等他来带我？我把信读了一遍，又撕了。
  我想起这半年来他信里的口气变了。他还是管我叫他的小夫人，可他不再为了对我的伟大爱情写上满满的三大张了。好像两张是写对我的爱的，还有一张是写对上帝的爱。过了几个月，一张写给我，两张写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