宅里。
  他还有个打算，在上海比在小岛上更能做好生意。什么样的生意，他没说，我也没问。
  “你父亲当然会要你和他住在一起，你是他的女儿嘛。”他说着，把他的空军制服套上去，我猜他是想要大家高兴看到他，一个胜利归来的战斗英雄。
  我没和他争论。我也想先看到我父亲。我不想得到他的帮助，我只希望我父亲见到我会很高兴。
  我们从码头上租了辆小车，直接开回去。一路上，文福独自哼着一支快乐的小调。淡若忙着看窗外的风景，他的头不停地朝各个方向转来转去，想抓住这奇怪的大城市的景象。
  “妈妈，瞧！”他喊道，我见他指着一个头缠红布的印度人，在给来往车辆打手势。我小时候一见这些印度交通警就要哭。这是因为我父亲的一位太太告诉我，如果我不听话，她就要把我交给这些“红头阿三”，他们会用他们的大胡子戳我。
  “不要怕，”我告诉淡若，“你见他头上戴的帽子了吗？不过是湿衣服缠起来晾晾干的。”淡若想从座位上爬起来看得更清楚点。
  “不要对孩子胡说八道。”文福说。淡若马上就爬下去了。
  真不可思议，这个城市还是那么忙碌那么拥挤，好像什么也没毁坏，什么也没改变──至少在大马路上是如此。小车和出租车喇叭呜呜作响，自行车穿梭而过，人行道上熙熙攘攘，穿着燕尾服的商人，推着装满蔬菜的手拉车的农民，手拉手走路的女学生，戴着最新式的帽子、穿着跟最高的皮鞋的时髦女郎。她们知道大家都在看着她们，都在羡慕她们。当然那儿也有外国人，但是没有我记忆中那么多了，事实上，没几个。我看这些人没以前那么威风了，步子也没以前那么自信了，他们穿马路的时候很小心，现在他们明白这个世界不会停下来让他们慢慢走。
  车子离我父亲的住宅越来越近了，我竭力想，我怎么把我的婚姻状况以及为什么我必须离婚的原因告诉他。
  我强迫自己又一次想起发生在怡苦身上的事。“父亲，”我要哭着告诉他，“他说即使她死了，他也管不着。他就这样让她死了！”
  我想起文福怎样把我的陪嫁钱赌光的。“当他从我这里再也偷不到钱后，他就把我的身体当本钱，他笑着告诉那些男人，要是他失踪了，随便哪个都可以和我睡觉！”我想起那么多个晚上，他在和别的女人睡过觉后，又来折腾我的身体，“他还把一个女人带到我们的床上来，叫我看。当然，我没看，但我不能捂住我的耳朵。”
  越想起这些往事，我的呼吸就越快，仇恨充满了我的胸膛。我父亲怎么会拒绝帮我的忙呢？他当然会帮我的！哪个家庭会要这么一个可恶的女婿？──没有感情，没有道德，没有廉耻。这就是我在到达巨鹿路我父亲家时的想法。但我没考虑到这一点：如果我的生活在这八年中有了那么大的变化，那么也许我父亲也同样。
  我一穿过门廊，马上就发现这屋子出奇地静。朝外的百叶窗关得紧紧的，好像整个冬天都一直关着似的。可现在才九月呀，天气还相当热呢。
  “这么大的房子，谁住在这儿呀？”淡若问。
  “安静。”文福说。
  因为我对我父亲的屋子不是很熟悉，也没注意到其他的变化，直到后来我才发现：前门破了，随便修了一下。院子里的扶梯已经塌下来了，然后又改了个方向。屋子下部的墙壁很匆忙地重新油漆了一下，色彩与原先的很不协调。下面的百叶窗已经破了，还没有换过。
  等了很久，才有一个佣人出来开门。她用怀疑的目光打量我们，我赶紧告诉她我们是江少炎的女儿、女婿和外孙。
  “阿姨。”我客气地叫她，因为我不知道这佣人在家中的地位，“我是来看我父亲的。”这女人长得矮小肥胖，年纪已经不轻，穿一件普通的工作服，看上去一点也不像那种替大户人家看门的佣人，倒是更像那种没人见的时候扫垃圾的清洁工。
  “哦！”她说，“请进！请进！”
  但她没有叫一个管家出来迎接我们，而是自己把我带到我父亲的书房里了，我见父亲坐在黑暗中，两眼茫然地凝视着前面。
  我父亲从安乐椅上转过身来。他的目光从我身上，从谈若身上移到文福身上。他一边的眉毛立刻抬起来了，但不是出于高兴，而是出于恐惧，就像一个被抓获的人。他很快从椅子上站起来，我见他的背驼了。呵，这八年来，他老了这么多！我等他欢迎我们，但他一言不发。他只是盯住文福不放。
  “父亲。”我终于喊道。我捅捅淡若的胳膊，他向前走了一步，轻声说，“外公，您好。”
  我父亲很快看了看淡若，然后又看看我，然后又看看文福，然后再看看我。他的眉毛又恢复了原状。他脸上露出放心的表情，然后又坐了下去，让他的身体重重地埋在椅子里。
  “你收到我的信了吗？这是你的外孙，已经五岁了。”我父亲用一只手遮住脸，什么也没说。我怕得不敢再说别的话了。但是我心里在想，有人死了吗？另外人到哪儿去了？
  但这时那个佣人轻轻地来叫我们了，“过来，过来。你父亲需要休息。”我们一离开房间，她就用一种讨好我的口气大声说起来了，“你们肯定累坏了吧。到这儿来，喝点茶。”她转向淡若，“你怎么样，小家伙？肚子饿了吧，想吃东西了吧？”
  我们进了一个大客厅。当年我就是坐在这儿，听老阿婶和新阿婶来请求我父亲同意我和文福的婚事的。只不过现在沙发和窗帘已经退色，墙纸已经剥落，角落里积满了灰尘。佣人想必是看出了我脸上惊讶的神情和文福皱眉的样子。她冲上前去，拍了几下沙发靠垫，把灰尘掸到了空中。“别的事情一大堆，我忙得照料不过来。”她说着笑了笑，顺手用袖子掸去桌子上的灰尘。
  “没关系，没关系，”我说，“毕竟，大家都吃够了战乱的苦。
  情况不一样了，大家都知道这一点。”
  佣人看上去很高兴，“是呀，是呀，谁说不是呢？”我们又打量着乱七八糟的房间。
  “另外人上哪儿去了？”文福忍不住问道。
  “她们怎么样？”我说，“三妈，五妈──她们身体可好？”
  “好的，好的，”佣人咧开大嘴笑着说，“身子骨硬朗着哩。不过这会儿她们不在，看朋友去了。”然后她又看看文福，紧张起来。
  “可我说不准她们上哪儿了，”她很快又解释说，“也就是说，我不知道。我不过是个笨老太婆，脑子糊涂了，记不清事了。”然后她又笑起来，希望得到我们的同情。
  所以你瞧，我们的回家真是奇怪得很。第一天我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只能猜想是战争使我父亲变得像他住的屋子那样破败了。
  直到第二天上午，文福出去看朋友，我才得知我家的新情况，为什么我父亲见到文福的国民党制服会那么害怕。
  佣人说的是真话：我们家的房子历经了战争的磨难。但毁了房子的既不是炸弹，也不是子弹，而是我父亲的懦弱无能。我从来不知道我父亲性格的这一面。他这个人总是习惯于用自己的力量控制别人。
  哪怕在今天说起这件事来，我还是无法相信他的性格会发生那么大的变化。但我相信战乱时期这些事情是会在某些人中发生的。这是三妈说的，她回家后跟我解释了家里发生的事情。她说起这事来还是愤愤不平。
  “你瞧，战争开始后，你父亲的工厂就开始败下去了。”她说，“你知道，这是大家都碰到的。事情一件接着一件，你无能为力。一样东西撞倒了另一样，接着又引起下一样倒台。家家户户都没钱了，不再买东西了。从前卖高档服装的商店也都关门了，所以他们不再从我们这里进货了。海外的轮船不能进出上海，所以你父亲不能再把他的货运到海外去。
  “但我们还有不少钱，所以一开头大家都没怎么担心。坦然后战争一年接着一年打下去。萝卜头开始把越来越多的生意抢走了。”
  “萝卜头？”我问。
  “萝卜头！”三妈说，“这是我们给日本人起的绰号。因为你看到他们到处在啃咸萝卜──然后扑扑扑扑扑──在身后留下一股臭味！
  “不管怎么说，无论什么样的生意他们都要插一手，假装什么安全检查啦，卫生检查啦。哼！谁都知道他们无非是看看有没有油水好捞。大家都晓得，谁要是不肯合作，谁要是提出反对，日本人就有理由把一切都弄走，包括你的性命！当然，人人都很小心，不要惹出不必要的麻烦。但你经常会听到谁谁谁向日本人屈服了，变成汉奸给日本人开店。他们和萝卜头签订了新的爱国条约，结果使大家吃苦头，因为日本人的势力越来越大了。所以大家一听到这些汉奸的名字就朝地上吐痰。半夜里，他们偷偷起来，把汉奸家的祖坟给扒了。
  “有一天，大概是在1941年夏天吧，──一个日本军官和几个帮手到我们家来了。佣人一打开门，尖叫了一声，就晕倒了。日本兵说是要和江少炎谈谈。他们进了他的书房。还有些佣人躲在厨房里不敢出来倒茶，所以这事只好我来干了。给日本军官倒茶，当然，要不凉不热的淡茶。
  “那军官直夸你父亲的家具，说这件有价值，那件很古雅。然后他就把话题转到你父亲这儿来了──好像他看中了他想要的什么职位。他说，‘江少炎，我喜欢您的风度，您的明智。您明白怎样把握上海的新形势，怎样帮这个城市恢复秩序。’
  “你父亲一句话也没说。他就坐在椅子里，很威风，一动也不动。日本军官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看看你父亲的大写字台，那些硬面的大书，墙上挂的名人字画。他暗示他很喜欢在他自己的房间里挂上这些有价值的东西。
  “‘江少炎，’那日本军官说，‘我们需要您的明智使别的人也明智起来，态度也好起来。像您这样思想正确的人能很快结束战争。
  这对中国是有好处的，这就是爱国。这样一来，就没有什么生意人家会吃苦了。一切维持现状。’那军官把手挥到墙上的四张字画上，‘就像这些画一样。’他说。
  “正说到这儿，你父亲站起来，猛地把手中的茶杯摔向字画！真的，这四幅画都有两百多年历史了，可他就这么一扔把其中的一幅给毁了！
  “我真为他的行为感到骄傲啊。
  “所以我不知道这房间里发生的事。我离开的时候，你父亲刚把茶泼到画上，好像在告诉日本人，‘我宁可把我的家产全毁了，也不会给你们。’
  “第二天，他好像很担心。但我知道这是因为我们现在就要失去房子了。我结婚前，家里很穷，所以我就打算回家过穷日子去。我认命了。
  “两天后，临街的墙上挂起了一面旗帜，前门上钉了一块大牌子，说什么这屋子的主人，五风纺织贸易公司的老板江少炎，支持中国的新政府，效忠日本天皇。当地大大小小的报纸也都登了这个消息。
  报上还说什么江少炎鼓励大家与日本人合作，与外国帝国主义作斗争，开创一个新中国。
  “我们的佣人差不多都跑光了。我的儿子一家也都走了。五妈的儿子、媳妇和孙子还留在这儿，但是他们都像鸡那样只管啄地上的东西，也不抬头看看是谁给撒的谷子。不管怎么说，我想问问你父亲干吗这么干。他也不回答。然后我就对他吼了，我还是第一次发这么大的火！打那以后，谁也不搭理谁了。
  “过了一星期，工厂全面开工了，他们开始把货运到海外去，报纸上又登了这个新开张的企业成功的消息。
  “我又对你父亲吼了──‘好呀，原来你是为了这个才去当汉奸的！为了这个，我们家的祖坟已经被翻个底朝天了。为了这个我们要下油锅，永世不得翻身了。’你父亲也回骂，想把我打倒在地。他刚举起一只胳膊，就像一只被扭了脖子的鸭子似的，转不过来了。然后他就瘫倒在椅子上，说不出话来。他中风了。
  “过了好几个月，他的手脚才跟以前差不多能活动了，没有留下后遗症。但他还是不能说话──虽然我老是怀疑他是不愿说起他干下的事情。他有半边嘴巴还是能动。但他的脸好像分成了两半，每一半的表情都不一样，一半是他平常的表情，另一半是他失去的，不能再隐瞒起来的表情。
  “战争结束的时候──你能够猜到发生了什么事情。国民党士兵开进了那些与日本人勾结过的生意人家中。我们家的工厂马上就关了，等待上面作出决定对这个汉奸怎么处理。然后许多人愤怒地跑来投石块。他们把标语和其他脏东西涂在我们屋子里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