顿丰盛的午餐。她一听到打雷声，就跑到外面去望天空，等着看飞机从乌云中掉下来。
  我告诉她，“你得先听清楚了，再跑出去看。打雷总是从缅甸那边的大山传到西边来的，而轰炸机总是从北向东过来的。”
  “你怎么知道日本人怎么想的？”她自作聪明地说，“他们的思路和中国人不一样。”说完她就跑出去看天，好像要找到证据，证明我错了。
  我记得有一次她又出去看天了。我正在厨房里给谈若洗澡，忽然听到了她的尖叫声，“他们来了！我们死定了！”
  我抱起淡若，水溅了我一身。然后冲出屋门，朝她指点的方向望去。原来是一大群乌鸦飞过，排成战斗机的箭状队形飞过。
  我松了一口气，不禁笑了。“是鸟。”我告诉她，“它们只能在我们头上撒点鸟粪。”
  胡兰很生气的样子。“你干吗嘲笑我？”
  “我没嘲笑你。”
  “我看见你笑了。”
  “我当然笑了。你说我们死定了，我跑出来看我没死，只看到了鸟，我是笑这个。”
  “哪怕现在看上去，它们也像飞机。你瞧。大家都有眼睛看花的时候。”
  在我眼中，鸟就是鸟。打那时起我就想到，胡兰的眼睛不大好使。现在她还怪我老是看错。一开头，她老是喜欢开这种玩笑。
  一次她的绒线针掉地上了，过了一会她就找不到它了。我帮她找到后，她就笑着说，肯定有个鬼把针吞了，后来又吐出来了。但又有一次她丢了绒线针，她就皱起眉头说，“肯定是你儿子捡起来，放错地方了。”
  我就纳闷，一个人老是看不清东西，老是看不到自己的错误，可怎么活呀？过后我又想，她干吗自己心不在焉反倒要怪我儿子呢？她自己连鸟和飞机都分不清，干吗还要指责我呢？第二次，我和胡兰、淡若去市场，我就把她带到一个卖眼镜的地方。
  这是在市场新区开的一家小店。战争开始后，这地方生意倒还兴隆。小桌子上摆了几副眼镜，篮子里还放着一大叠。店主告诉我们，桌子上的眼镜，是试镜用的，看看哪副最合适。
  胡兰戴上第一副，望望我和淡若，马上就笑了，“啊，就像在云端里走路那样，头晕乎乎的。”
  淡若望着胡兰，不说话，很担心的样子。“你不知道阿姨上哪去了？”我说。他朝我笑了，然后一把抓下了胡兰脸上的眼镜。
  胡兰一连试了三副，我们都笑得同样开心。但她一戴上第四副，就安静下来了。她不让淡若把它摘下来。她朝上看看，又朝下看看，把眼镜取下来，又戴上去。她走到店门口，望望街两旁的各色各样的店铺。“我瞧见了一种好看的围巾，”她嚷着，“我瞧见了我想买的豆于。”
  店主乐坏了，他告诉胡兰该从哪只篮子里面挑。有些是金边的，有些一眼看去就知道是用很便宜的铁皮做的。我看到有几副腿掉了，镀金也磨损了，露出下面灰不溜秋的金属。
  “这些眼镜都是旧的。”我对店主说。
  “当然是旧的，”他说，“如今哪儿弄得到新的？所有的铁器都用在打仗上了，不要说这些东西了。”他转过头去对胡兰说，“太太，瞧这儿，这一副特别好，英国造的。你戴的这副，便宜是便宜，不过我得老实告诉你，是日本货。”
  这话对胡兰和淡若好像没起什么作用，他们正忙着在篮子里东挑西拣的。可我看到篮子里的眼镜感到很恶心。胡兰挑中了一副圆眼镜，没有架子，只要夹在鼻子上，把金边的腿挂在耳朵上就行了。这副眼镜式样已经过时了，一点也不好看。我告诉她说你看上去像个有学问的人，她听了这话好像很开心。
  回家的路上，她不断地把眼镜取下来，戴上去，东瞧瞧，西望望。
  “你看见那个了吗？”她问。
  “一筐红辣椒。”我回答。
  “你看见那个了吗？”她指指很远的路的尽头。
  “一个卖木炭的。”
  “还有那后面呢？”她好像在测试我的视力似的。
  “一辆军车，外面站着士兵。”
  她不停地望着市场上的东西，有时戴上眼镜，有时取下眼镜。但是我们走近时，我发现淡若的眼睛老盯着那些站在军车旁的士兵。我觉得很奇怪，一个小孩能看到什么呢？
  都是些小伙子，从他们穿在身上没下过水的军装来看，他们是新兵。许多人看上去很自豪，很兴奋，检查着新鞋子，他们马上要登上去的军车将把他们送到他们无法想象的地方。他们还有着淡若那份年轻的真诚。
  一个年龄大一些的男人发布了响亮的命令。那些年轻的士兵马上立正，尽量显出严肃的神情。两秒钟以内，随着发动机的轰鸣，他们全都跳进了卡车的后车厢，背靠木头挡板站好，目视前方。
  这时我看到了他们的母亲、祖母和姐妹，全都哭喊着，从马路对面向他们挥手致意。她们全都穿着节日的盛装，围着头巾，穿着五彩缤纷的裙子。她们从山上下来，为他们送行。有些新战士笑着，挥着手，还是很兴奋。但我也看到有一个士兵看上去很怕，他的大腿在发抖，他想忍住不哭，免得人家拿他当小孩看。汽车开走了，我望着他，不知道他要到哪儿去，会发生什么情况。我想他也在想着同样的问题。
  “你能看见那个吗？”胡兰又问了，她指着一篮子蘑菇，那正是我最爱吃的东西。我马上也把那些士兵忘得一干二净。
  那天上午，胡兰简直成了蘑菇专家。既然什么东西她都能看得一清二楚，她很快就挑出了各种各样的毛病：有虫蛀的，有烂疤的，浸过水的。但幸亏蘑菇很多，品种也很多，全是新鲜的。昆明这地方，蘑菇一年四季不断，全生长在城市周围阴凉、起伏、湿润的坡地上。
  我挑了一些柄长头大的蘑菇。我记不得这种蘑菇叫什么名字了，但我还记得它的味道，用盐水泡了，放在热油里炒，又嫩又鲜，你会连头带柄全吃下去，一点也不会浪费。那天在市场上我很想吃这东西。我想着晚上把它们用热的胡椒粉炒一下，再泡很长时间，直到泡得发黑为止。我一面想象着这些香喷喷的发涨的蘑菇，一面就把手伸向了胡椒罐，就在这当儿，突然，警报和高音喇叭响起来了。当！当！当！
  注意！注意！响个没完。
  每个人都像我和胡兰在南京飞机撒传单那天一样，撒腿就跑。我抱起谈若，把别的东西──蘑菇和胡椒罐全丢了。另外人也一样，把他们的东西全丢地上了。然后我们推揉着喊叫着，朝四面八方跑开了，一直往城门口跑去，因为高音喇叭告诉我们：跑到最近的城门口，到城外去！
  “最近的！最近的！在哪儿？”大家都叫着。
  胡兰把眼镜往脸上一推。“从这儿走！”她喊着，指向南面。
  “这条路最近。”我回头喊道，指指北面。
  “没时间争了。”
  “所以我才说往北。要是跑得快，还来得及。”然后我就不再跟她争，管自己朝北门跑去。
  过了一会儿，我看到胡兰追上来了。我们跑着，日本飞机已经到了，又投炸弹，又扫机枪。我们从地上可以看到它们来了。我们知道这些飞机飞那么高，能够看见我们跑。它们能看到我们胆小的样子。
  它们可以决定炸城区的什么地方，扫射什么人。
  我能看到飞机越来越近了。要不是我把全副精力全用在奔逃上，我早就冲胡兰吼了，“瞧见没有，它们是从东面来的，就像我跟你说的一样。”
  然后我们两个都看见飞机一下子转了个弯，掉头朝另一个方向去了。我们停下了脚步。过了几秒钟，我们听见了炸弹的爆炸声，一颗接着一颗。地面抖动了一下，然后──一切都结束了。我们没死。我看到城区南面升起了烟尘。谈着拍起手来。
  警报解除了，我们往回走。周围的人们都在以兴奋的口气谈论著，互相庆幸着，“运气，运气，运气。”不一会我们就回到了市场。
  这里比刚才更忙了，这些死里逃生的人都拿定了主意，要多买一块肉，或多买一双鞋子，或买一些他们现在不再觉得昂贵的东西，或许下一次警报再拉响的时候，他们就不再在人世了。
  我和胡兰来到刚才那个摊头，买我们向往已久的蘑菇。摊主告诉我们，他一点没受损失。他的所有东西还在原地，没被偷走，也没被炸掉。我们祝他运气好，他给了我们优惠价。大家都变得大方了。
  “她儿子好聪明呀，’湖兰说着，指指淡若，“还不到一岁呢，可警报一停，他就晓得不哭了。炸弹落下来的时候，他还以为是打雷呢。他把头转过去，等闪电，大家都喊叫着，可他倒拍起手来了。”
  胡兰这么说淡若，我感到很骄傲。我把他举到空中，听他格格的笑声，“多好的一个小飞行员哪。”
  “多乖的孩子哪！’湖兰说。
  “多聪明呀！”
  “多聪明呀！”
  我们走回家去，一路说着淡若，说着我们的运气，还有我们在轰炸后的市场上得到的优惠。
  那天晚上，我们用丰盛的晚餐和喷香的茶来庆祝第一次轰炸。杜阿姨和佣人们全开怀大笑。当警报拉响的时候，她们在自己待着的地方至少数了十次警报，当说到第十次的时候，这故事变得好笑起来，我们全都笑出了眼泪。
  “我刚把马桶拎到楼梯口，”一个佣人说，“当！当！当！──然后砰！砰！砰！这臭东西撒得满地都是。”
  “你吓坏了吧？”杜阿姨嚷着，“我当时手里拿一把菜刀正在追一只鸡呢──过一会鸡来追我了！”
  胡兰说，“我们站在那儿，正在争论该往哪边跑呢。我告诉你，炸弹就在你头上，你的脚都不想争了。”
  两天后，轰炸机又来了。我们再次逃到城门外，然后毛发无损地回来了，我们感到幸运，但那是另外一种幸运的感觉。晚上我们又庆祝一番，但这次没上次那么热闹。我们的经历还是很好笑，但没笑出眼泪来。
  这以后过了几天，炸弹又落下来了。这次我们没开玩笑，没开怀大笑，我们很平静地聊着。杜阿姨听说我们一个熟人的太太伤得很重。胡兰纳闷咱们自己的空军干吗不还击。她希望我们的丈夫们赶快从重庆回来。我提到日本飞机好像总是从东边过来的，杜阿姨也同意：
  “老从东面来。”
  所以，事情就是这样。飞机经常来，一星期大约来三次，总是在早上。我不知道日本人干吗选择早上，好像没道理。它们好像只为完成任务，早上炸昆明，下午炸重庆。对我们来说，轰炸也成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当然，听到警报声，我们还是怕的。但现在我们知道先把东西安顿好，记住放的地方，以便今后找得到。杜阿姨则要弄清楚煤炉上正在烧东西的锅子有没有拿掉。
  “要不然命倒是保住了，回来一看房子烧光了，还有什么意思？”
  胡兰总是抓起她早就搁在门口的塞满食物的口袋。淡若伸出双手扑向我，准备出门。然后我们很快就走，神情严肃，好像去参加一个葬礼，一路上希望我们到达时这个葬礼不会变成我们自己的葬礼。
  我们有时到北门，有时到南门，有时穿过早就被炸毁的地方，几幢房屋成了废墟，周围所有的屋子仍竖立着，只是草屋顶已经没了，就像被大风刮走了帽子。
  我们一到城门口，立刻就跳进一个坑，或是躲在树背后。然后就和差不多每天要碰到的同一帮人聊天，互相交换看法，比方哪儿能买到最好的面条、最好的纱线、最好的咳嗽药等等。
  我总是选对了城门。真的，一星期有三次我们都有可能被炸死。
  但是那么多天，炸弹从没落到我们头上，连旁边也没有。我就想我天生就运气好，能避开炸弹。我总是选对了大街，选对了门，选对了藏身的地方。
  一天，我们吃完中饭后正打盹，胡兰就说我们该上市场了。淡若已经睡着了，我就把他交给杜阿姨。我们先到了菜场，找新鲜的毛豆，碧绿的，吃起来很甜，很难得，虽然很贵，但我还是买了一些。
  当然，我很幸运，还有钱买这种东西。许多人都穷得连最普通的食物都买不起。但在战争期间，如果你幸好有钱，你是不会想到省吃俭用的。一有机会就尝鲜，就像你们的口头禅“吃，喝，结婚”。哪怕明天就完蛋，总还有东西可指望。
  所以我的陪嫁钱花得如流水。有时我都懒得跟摊主讨价还价。他们都乐于跟我打招呼，一见我就喊，“太太，太太！刚摘下的豆子，刚产下的鸭蛋。”
  我们走到卖鱼的摊位前，胡兰告诉我，她刚收到家国的一封信。
  她抽出信，给我看信封。
  尽管家国一直在教她读书写字，她学得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