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自回到自己房间里。周围静得连苍蝇撞到天花板上的声音都听得见。
  这个问题只持续了几天，因为那视察员去视察缅甸公路的进展情况去了。后来我们听说这个地区的蚊子比日本鬼子还危险，听说才三四天疟疾就要走了他的命，所以他死的时候样子十分可怕。打那以后，我们就不得不好几天听他老婆的哭闹声。当然这一次我们不再抱怨了，文福也不扔鞋子了，我们都待她很好。当她准备离开的时候，我们大家都觉得已经成了生死之交。但我现在已经忘了她姓什么了，大概是姓刘或娄吧。
  总之，她走后，我就搬到他们住过的房间里去了。当然，得另外再付点钱，我从陪嫁的钱里拿出一部分来付了。花生把我存在银行里的钱汇给我了，这样我才知道原来她还汇了四百元钱到南京去了，这笔钱我从来没收到过。
  实际上，当时许多开销花的都是我的私房钱。空军不再给我们派勤务兵了，连机长太太胡兰也没有勤务兵了。这样一来我就得自己掏钱，雇了一个老寡妇做厨师，雇了一个年轻姑娘打扫卫生。另外我还出钱为她们俩租了一间以前当过厨房的小房间。
  你可以想见每当我的佣人晾衣服、倒马桶的时候，胡兰的脸色有多难看。胡兰这时已经变了很多，不再是初出茅庐的乡下姑娘，嫁一个空军飞行员就了不得了。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家国升一级官，胡兰也升一级！她心里满以为她的地位比我高。当她看到我雇得起佣人，她却雇不起的时候，简直要气疯了。
  当然，我的佣人和厨师也帮胡兰干了不少活，她们打扫公用房间，为大家打井水，供烧茶或洗衣服之用。
  可胡兰还是不满足，她走来走去找地上的油污，一发现就说，“啊呀！瞧瞧这儿。”每当我邀请她和家国吃饭，她总是吃得很多，然后说，“不错，就是肉老了点。”下一次她又会说，“不错，只不过肉炖的时间还欠长。”
  所以不管我做什么，不管我给她多少好处，她总是不高兴，总要弄得我也像她一样不高兴。
  我怀孕的第九个月，肚里的娃娃已经长成有两个那么大了，但是它还是没出来。我不担心，因为我能感觉到它就在我肚子里面游泳，它的身子在转，它的脚在蹬，它的头在晃。我一唱歌，它就动起来了。它一动我就好像在梦游一般。我到菜场去买我想吃的蔬菜，它就动起来了，孩子跟我息息相通。
  每天我都为孩子做小毯子，或结小毛衣，用小袖子把打好的毛衣片连接起来。我还记得，有一次我正在缝纫，孩子在肚子里拼命踢我，踢得比以前要凶。我想象这壮实的孩子马上要落地，在楼梯上跑上跑下了，就像现在它在我肚子里跑来跑去一样。
  “出来吧，小宝宝，”我叫它，“妈妈在叫你出来呢。”我说着，孩子又踢了我一脚，我的剪刀掉在地上了，剪刀头落下去正好扎在地板上，就像一个小士兵，等着执行命令。起先我笑了，但过了一会──哎！──我觉得好怪呀，肚子里的孩子不动了。这不是我自己瞎想出来的，事情真的就这样发生了：剪刀一落地，孩子也安静下来了。
  我想把剪刀从地上拔出来，但我身子太大了，弯不过来。这时我想起了老阿婶有一回说过，剪刀掉地上是不吉利的。我记不清是什么道理，只记得有这样的故事，有个女人脑子变笨了，有个女人一夜间头发全掉光了，有个女人的独生子眼睛被树枝挖出来了，她伤心得用同一根树枝把自己的眼睛也弄瞎了。
  我干了多可怕的事啊，把剪刀掉地上了。我马上喊我的佣人过来，叫她把这把剪刀扔到湖里去。
  那天晚上，孩子还是一动也不动。我唱歌，我在走廊上走来走去，它都没有反应。第二天我到医院去，医生忙活了一阵子，想让孩子快点出来，但已经太迟了。
  胡兰也去了。等医生一走，她就告诉我孩子很大，也许有十多磅重呢。现在跟我讲孩子的重量有什么用？她好像在说海里捞起来的鱼一样。这个女娃从来没哭过，从来没有透过一口空气。
  文福拍拍我的手：“至少，不是个男孩。”
  我不知道出于什么想法，但当即要护士把孩子抱过来。胡兰和文福都愣愣地盯着我。
  “我想看看她，给她起个好名字。”我认真地说。胡兰和文福面面相觑。
  我叹了口气。“只是为了方便，”我说，“让孩子带个名字到阴间去。这孩子会在那儿长大的。等到我们自己也进阴间的时候，我们可以叫她，说不定我们下辈子还要靠她照顾呢。”
  “这倒是蛮实在的。”胡兰同意我的说法，然后就和文福一起走了。我想他们肯定以为我要为夭折的孩子大哭一场，他们不想尴尬地坐在那儿看着我哭。
  护士把她抱进来后，我没有爬起来看她，我躺在床上，连头也没有转过来。我想抓住一些有关她的记忆，我想起了我们在一起手舞足蹈的时刻，我跟她说话的时候，她多活泼呀。最后我终于撑起身子，爬起来看她。
  孩子长得很大，一头浓发，耳朵跟我的一模一样，嘴巴小巧，但她的皮肤──多伤心哪！──却像石头般灰白。她的双手紧紧握成小拳头，我想把它掰开，就在这时，我哭了。要是这孩子生在上海，要是这孩子不是在战乱中出生，要是我那把剪刀没掉地上，那该多好呀！
  但我很快赶走了这些悲伤的念头，我要使自己坚强起来。乡村里人民正在挨饿，战火中人民正在死去。人民死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有些根本就没有原因。所以，至少你可以宽慰自己，这孩子刚出生就死去，免受了人间的痛苦。
  第二天下午我们驱车来到西山脚下，当地人称这地方为睡美人。
  这些山看上去就像一群侧身卧着熟睡的姑娘。我们就在这儿埋葬了她。我只说了几个字悼念她：“她是个乖孩子，她从来不哭。”我用南京的湖给她起了名：莫愁，因为她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忧愁。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用剪刀。我等了一百多天。那么长时间不做针线活很难受。前面我已经说过，昆明这地方没多少好玩的东西，尤其是在白天，根本没东西好看。你不能说，我烦了，今天下午我们看电影去吧，烦了你也只能待着。所以那么多日子无所事事后，我决定去买把剪刀来，重新拾起针线活。
  胡兰告诉我，“我听说云南人做的剪刀最好，又快又结实。真的，前几个星期我就找到了几把。”
  她说有好多卖剪刀的店铺，但最好的是老城区市场的路边，一家本地人开的剪刀店。那儿卖的剪刀质量最好，价格很便宜。那条路和那家店都没有什么招牌，但很容易找到。
  然后她就告诉我怎么走法。“穿过东北角的小桥到湖对岸。到了那边后，找一个卖汤的老头，然后走到一个卖鱼干的地方，一直往前走，直到看见一个卖鞋子的姑娘，手中挎着装满外国旧鞋子的篮子，然后再拐弯──只有一条路好拐──一直往前走，就会看到一个弯道。那儿的房子比这儿的好，全漆成白的，有时还有一两块招牌。找一个卖岩盐的地方，走对面的路，再快步走五分钟就能看到那个市场了。卖剪刀的姑娘就坐在露天一张桌子旁边。”
  当然，我迷路了。这算是什么指路呀？老城区已经有几千年历史了，穿过这些街道你会觉得那么多年来，这城市一点也没变。路七拐八弯的，拐到什么地方冷不防就成了死路，一点没理由可讲。路面七高八低的，中间的卵石已经被过路人的脚磨光了。路的两边全是乱七八糟的小屋子，把道路挤得非常狭窄。从来没有汽车开得进来，这一点是肯定的。
  我迷路了一个多钟头，在老城区最糟的地段徘徊不定。尽管我穿得很朴素，其他女人还是上上下下打量我，指指我的鞋子。小孩子们跟在我后面，伸出手掌，口中嚷着，“饿呀！饿呀！”我想找个人解围，可一个也没找到。回头望着我的脸全是傻乎乎的，找不出一点友好的表情。
  我就这样走呀走呀，身后跟着一大群蹦蹦跳跳的孩子，路过的窗口飘出难闻的饭菜味道。我看到一个女的走到门口，裸着上半身给孩子喂奶。一个老头坐在板凳上，看见我，笑了一下，然后咳嗽起来，他咬得那么厉害，我简直以为他马上就要死了。我的喉头一阵发紧，竭力忍住才不哭出来。
  最后我终于来到一条稍微宽一些的街上，那儿就是市场，人来人往的。孩子们围着我团团转，弄得我迈不开步。我把手伸进钱包，扔了几个硬币在他们头上。他们欢呼起来，全都趴到地上，为这个小小的运气展开了争夺战。
  我决定马上找个人问问，怎样才能找个三轮车把我带回家去。我走到一个年轻姑娘身边，这姑娘赤着脚，脸上很脏，粗辫子上全是垃圾，坐在一张竹制的桌子旁。我刚想问，忽然发现桌子上放着许多剪刀。真是！这情形难道不会使你觉得有人跟你开了个大玩笑？难道不会使你觉得你这辈子只能得到你不要的东西？
  剪刀整整齐齐地排在一块退色的红布上，从最大的到最小的，各有两种式样，一种是常用的，刀口很锋利，但刀柄上没有装饰，另一种式样很别致，刀锋像一只仙鹤，就像你在上海高级商店里能看到的那样。我很惊讶居然能在这儿见到，刀刃很薄，看上去像长长的鸟嘴，两片刀刃相连的地方，像一只眼睛，手握的地方，就是两只翅膀。
  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的，每一把看上去全是一个式样的，只有大小的不同。我挑了一把，把鸟嘴开合了几下。看上去这只鸟又想说话又想飞起来的样子，真不错，真会动脑筋！
  “这些剪刀是谁做的？”我问那个小姑娘。
  “是我们的亲戚。”她说着，笑了。她一张嘴，我才发现她的门牙全没了，一下子就老了许多。我挑了一把大剪刀，她抽出一块脏兮兮的布，叫我试试快不快。
  一个赤膊的小男孩走到她背后的门道里，叫了一声，“妈！”她训斥他，“等着！没见我这儿有贵客吗？”那小孩就缩回去了。
  “不是吹牛，”她用她那没牙的嘴喋喋不休地说起来了，“你去试试城里别的地方的剪刀，看看有没有像我们这样快，这样弥缝的。
  那是因为我们家里的人做剪刀已经有几千年，说不定有上万年了。你再试试这一把，做得最好的。”她把破布递给我，让我剪。这把剪刀确实不错，一下子就把布剪开了。
  那女人扭着她的手指头，“这门手艺我们家人人都会，已经传了好几代了。我们先教小孩子做大眼针，然后再做小眼针，越做越小，最后才教做剪刀。”
  “多少钱？”我拿起一把鸟嘴剪刀，问道。
  “你说值多少？”她马上撇下嘴，两眼直勾勾地望着我，“这么好的剪刀你说值多少？用的全是美国产的最好最硬的钢。”
  这女人简直拿我当傻瓜了。“这地方哪来的美国钢？”我说，“这儿连家美国工厂都没有。”
  “就在城西，我们的铁就是从那儿弄来的，缅甸公路下面。”她说，“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一辆外国卡车翻掉──哇，有一千尺深哪──他们就随它去了。各家各户的男孩子带着绳子爬下去，把尸体，还有装备都吊上来，只要它们还没有摔成碎片。剩下的他们就给我们了，十户人家分，两户拿木头东西，两户拿车座和橡胶什么的，我们和另外几家就分铁。然后我们就把分来的铁回回炉，做剪刀。”她很得意地笑了。
  真不想听哪！──原来剪刀是用外国破车做的。我刚想把剪刀放下，她忽然说了，“四元。怎么样？这是我出的最便宜的价了。”
  我摇摇头。呵，这可相当于两个美元哪。我想了一下，干吗为这不吉利的剪刀付那么多钱？
  “那么，就三元吧。可别告诉我丈夫，我就自己做主了。”
  我还是摇摇头。可这女人以为我只是想压她的价。
  于是她叹了口气。“你要是真喜欢，就实实在在说个价。那么，就两元半吧。可别跟另外人讲啊。实在便宜得没法相信了，两元半。”
  这时我寻思开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两元半的价格实在便宜。
  哪儿去找这样的剪刀？于是我打开钱包，把钱放在她手上。
  “下次来我可不能答应再给你这个价了。”她说着，笑了。
  我弯下腰去挑剪刀。我心里正暗暗为自己讨价还价的手段而得意，忽然钱包从手中滑下，砰的一声掉在桌子角上了。说时迟，那时快，本来就不结实的桌子一下子翻倒了，哗啦一声，四十把剪刀全掉地上了。
  我呆呆地望着它们，所有的鸟嘴剪刀全张了口，所有的不吉利都跑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