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它离市中心不远也不近。
  可要是朝屋子里面望一眼，情况就完全两样了。一进去马上就会看到：沙发已经被无数人的屁股磨损了，地毯已经被年复一年来来往往的脚步踏薄了，每间房间里的墙纸都已剥落发黄，厨房角落里有漏雨的裂缝，整个屋子看上去就像一个没人照管的孤儿。
  就在我看到雪的那天下午，我正在教勤务兵怎么清煤炉，免得下次弄得烟雾腾腾。这时，文福回来了，说，“你清这个，不过替别人清罢了。”然后他告诉我们，空军已经发出通知，我们不久就要离开南京，也许在两星期内，也许更快。
  “我们来这儿还不到一星期呢。”我说。文福没笑，我懂他的意思了：日本人来了。
  那天我去空军的邮局发两封电报到上海，一封到我存钱的银行，要他们汇四百元钱给文福的妹妹。另一封给文福的妹妹，告诉她送钱的地方。发电报的小姐帮助我尽可能用最少的字把电文发出去。在给文福妹妹的电报的末尾，我又加了一句，“快，我们马上就要逃难。”
  逃难这个字是我自己加上去的，想叫我小姑把这事看得严重点，办得快一点。也许我有点夸大，也许没有。不管怎么说，我在那地方加上这个字，因为这个字能使大家都跳起来。
  逃难，这个字什么意思？我觉得美国没有跟它意思相同的字。但是在中国我们有许多不同的字来表达所有这一类麻烦。不，“refugee”①不是这个意思，不准确。“refugee”是指你逃难后还活着。要是你还活着，你就再也不想提起是什么使你逃难的。
  ①难民。
  你很幸运，从来没经历过逃难。这个字的意思是指一种可怕的危险来了，不光是对你一个人的，而是对很多人的，所以每个人只能自己照管自己。这是一种追赶你的恐惧，一种病，就像发高烧那样。所以你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快逃！快逃！”──无论白天还是黑夜，没别的念头了。你头上的头发都竖起来了，就像有人把刀架在你脖子上了，你连那个要杀你的人的喘气声都听到了。你只要听到一声叫喊，看到有人眼睛瞪大了，就足够了，高热就变成了寒颤，流遍你的全身，从背脊一直流到脚底，你就不由自主地跑起来，跌倒，再跑，再跌倒。
  你很幸运，连这个字的意思都不知道。但是我要告诉你，它是什么样的，它是怎样差点儿就落在我头上的。
  我写完电文，发电报的小姐问我，“你真的以为我们马上就要逃难了吗？”
  我不想吓着她，就说，“因为我小姑有点心不在焉的，我才故意这么说，这样她就会抓紧去办。”
  那姑娘笑起来了，夸我真聪明。我很喜欢她。我不知道她中文名字叫什么，但大家都叫她王贝蒂，“漂亮贝蒂”，因为她跟大家都很喜欢的影星戴维斯·贝蒂长得很像，也是同样的发式，嗓子也有点沙哑，眼睛也是那么大，只不过眼皮有点下垂，上面有点浮肿。我觉得她有甲状腺亢进或肾脏炎，才会成这个样子。
  她是一个典型的南京人，“闪电式结婚”──认识了一个飞行员，马上就嫁给他，就这么快。这个飞行员是文福班上的，但我不大认识。婚后大概才两星期或三星期，他就阵亡了。但他总算还有时间给她留下一个遗腹子。
  四天后，我又去了邮局。我的小姑真够厉害的，取到钱后两天她就把钱汇出了，但不是汇给我，而是汇给了文福！这是王贝蒂告诉我的。文福已经来过，把这笔钱取走了。她又能怎么办？收款单上写的是他的名字呀。
  “那是我的钱，是我的陪嫁钱！”我告诉王贝蒂，“再说这钱是逃难用的，是要紧关头救命用的。”
  贝蒂从热水瓶里给我倒了一杯水，“哎，真是太厉害了。这种事总是落在女人头上，真的。当然，我没有陪嫁，不像你，四百元，这可是好大一笔钱哩。”
  “总共有四千元，”我纠正她，她的嘴都张大了，“还有家具，木料都是上好的，许许多多好东西──可现在全成了他家的了。他们是这么说的。”
  “我也是的，”她说着，摇摇头，“我丈夫死的时候，部队给了一笔抚恤金──全被他家拿走了！一个子儿都不让我碰。所以你瞧，我只好为自己，也为肚里的孩子赚点饭钱。”她敲打着正在发电文，“现在他家里人又说了，我得回到南昌去把孩子生下来，把这个孙子给他们。他们说了，这以后我就可以走了，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问你，我干吗跑到那儿去，受他们的气？难道我是一只鸭子吗──给他们孵蛋，让他们吃？”
  我不禁笑起来了。王贝蒂就是这么个人，说话总是很坦白，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过了一会，我也放开来谈了。
  “我要他把这笔钱还给我。”我说。
  “这就对啦，”她说，“好好跟他讲道理。这笔钱本来就是你的嘛，是准备逃难用的。”
  “这钱是我的，是准备逃难用的。”
  “不需要别的借口。”
  “不需要别的借口。”
  我们还想了很多大道理。我回家就跟文福说了。“我们需要这笔钱逃难。”我说，“谁知道我们会碰到什么事。”
  “谁说我们要逃难了？”他边说，边剔牙。
  “不管怎么说，这是我的陪嫁钱。”我坚持说。
  文福做了个鬼脸，“你要那么多钱干吗──要当个又有钱又快乐的寡妇？”
  “别说这种话！”我喊起来了。
  “那么你也不该说这种话。”他吼道。就这样，我想好的所有的大道理都不起作用，好像他心中阴暗的部分看到了我心中阴暗的部分。当然，我没想过他会死。但这想法一旦被他说破，我的脸就红了，我的黑心也就藏不住了。你怎么能跟这样的丈夫讲道理呢？
  那天晚上，我发现我说的一切全是白费口舌，文福早已把钱花得精光。四班的一个广东飞行员在机场里留下一辆小车，后来飞机失事死了，文福就把那车买来了。
  啊，多不吉利呀！文福怎么会想到去买一个死去的飞行员的东西呢？就像他家以前做的生意那样，把死人的悲剧变成他的快乐。
  “要是我们真的要逃难，”他说，“这个车子就派上用场了。你现在可知道你丈夫的精明了吧。”
  当然，我无话可说。
  “这车跑得飞一样快。”他又加了一句，还沉浸在对车子的梦想中。
  “可要是他们叫我们去内地怎么办？”我说，“那我们就得叫别人一起走了，要么坐大卡车，要么坐轮船。”
  “别那么傻，车子带不走，我们可以卖给别人呀──价钱能翻倍呢，或者就换金条，不要钞票。”
  我开始想也许是我错了，也许这是个好主意，我不该那么固执。
  “必须是顶呱呱的小车。”我说。
  “霍！当然是顶呱呱的，”他说，“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难道我连做一笔好生意都不懂？”
  但那天下午，我看到了他开回来的东西，一辆老掉牙的跑车，大概是菲亚特吧，顶篷也截掉了。美国人管这种车叫什么来着？──JALOPY，一辆破车，就是这种破烂货。这是一辆小的破车，满是灰尘和凹痕，也没个车顶挡风避雨，后门又是打不开的。当然战争期间，不管什么车子，能搞到一辆就算奢侈了。但文福满不在乎地付给死去的飞行员家属高出十倍的价钱。他按按喇叭，笑着嚷着，“喂，你觉得怎么样？”
  我只好笑笑，让他认为我很为他骄傲，和死人做成了这么一笔好交易。然后他要我从那个破门里爬进去。你想象一下吧：我已经有了六个月的身孕，由于天冷又穿了很多衣服，所以我很艰难地把一条腿伸了进去。文福急着想走了，他冲我咧嘴笑笑，按响了喇叭。
  “我们走呷！”他喊道，然后一脚踩在油门上，发动机就大吼起来，我以为他没等我另一条腿伸进去就要开走了。
  我让他带着我，直冲出东门大街，穿过狭窄的已经结了冰的小桥，然后冲下长长的泥路，一直到紫金山脚下。我的头发贴在脸上，冷风从耳边呜呜吹过，脑袋都冻僵麻木了。
  “瞧这个！”文福喊道，开得更快了。我尖叫起来，闭上了眼睛。他来了个急转弯，我们轮子转过的地方留下了深深的车辙。
  “这车真棒，棒极了！”他喊道。
  他把车轮转来转去，避开路上一个烂泥坑，又避开一辆慢吞吞的驴车。他朝一个小伙子按响喇叭，吓得他跳进了一个积着雨水的坑洼里。他冲散了一排六只小鸭组成的队伍，这些小鸭刚刚来到这个世界上，还不知什么是害怕。每次我指出某些很快逼近的危险，或慢慢过来的灾难，每当我尖叫起来，或闭上眼睛时，文福就大笑起来。我觉得这是他和我一起度过的最好的时刻。
  第二天我告诉他，我太累了，不想再去开车兜风了。于是他就约家国去，两人就像一对快乐的男孩开车走了。文福半夜才回家，一脸不高兴。
  “玩得痛快吗？”我问。他没吭声。我问他为什么生气。他还是没吭声。他点了一根烟，给自己倒了一杯威士忌。
  于是我想，怪了，我怎么没听见他回来的喇叭声。我朝窗外望了一下，又走到门口，望望黑沉沉的过道和大路，没有车子。
  “新车呢，哪去了？”我问他。
  我和他一起坐在桌子边。我看着他一杯又一杯地喝威士忌，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最后他终于开口了：“狗娘养的，叫它碰上死鬼！”
  第二天早上，胡兰跟我讲了前一天发生的事，是家国告诉她的。
  他们把车开到了南门外的乡下，然后爬上一座小山，又从一条小路冲下，一直到了文福以为是平原的地方。他把一只野兔当作日本飞机，为了追上它，他把车开得飞一般快。但那只兔子跑得更快，从这条路一下子转到另一条路，它跳上一个土坡，车子也跟了上去。就在这时车的底座卡在一堆岩石上，就像一只乌龟趴在另一只乌龟上，开不动了。
  他想把车子倒回来。家国跳出车子，想把车往前推。然后文福拼命把油门踏板往下踩，让轮子转得越来越快，发动机声音越来越响。
  最后，──哇！引擎盖下冒出一团黑烟，火花也蹿出来了。
  他俩赶紧跳开，站在一边，眼看着小车就在岩石堆上着起火来了。火焰越蹿越高，于是他们就往后躲。然后，正当他们去找灭火工具的时候，他们才发现周围的荒地全烧着了，整块荒地全是这种高低不平的岩石──就像成千上万只乌龟搁浅在一片干涸的海上。
  没等胡兰说完，我就知道文福干了什么了，他把车子开进一个可怜的乡村墓地里了。
  胡兰叉起双臂说，“当然，我骂了家国。他怎么这么大意，没教你丈夫更小心一点。”
  当她告诉我文福毁了那车子的时候，我本该大哭一场，我本该大发一通脾气，他就这么把我的四百元钱给白白糟蹋掉了。
  但我反而笑起来了。胡兰以为我疯了。我笑得那么厉害，笑得眼泪也流下来，气也喘不过来，话也说不出来了。
  所以我没解释我心里到底怎么想的。我好像看到我丈夫站在坟地上，一脸茫然，不知道自己到了哪儿。我好像看到小车在岩石堆上燃烧，仿佛吊唁者在给死者送礼。我为那个死去的广东飞行员感到高兴，原本属于他的小车又开到天国去了。
  同一天上午我和胡兰进了城。我披上了我的那件长长的绿外套，穿一双平时穿的鞋子，因为到市中心有三四里路。你问一里多远？大概是你们美国人所说的一公里的一半路程吧。这段路我得走去。我不像你，上杂货店买东西都要钻进小车开两个街区。
  路上我在邮局停了一会，又拍了一个电报。这次是拍给花生的。
  她现在已经嫁了一个很有钱的上海人，是那个算命女人给她找的。我要王贝蒂写一封跟上次一模一样的电文：“我们马上要逃难了。”只不过这一次我又加了句：“直接汇江雯丽本人四百元。”贝蒂没问另外四百元到哪儿去了。可我想她已经知道了。
  拍完电报，我和胡兰就直奔市场去买我们的杂货。那天早上很冷，我记得当时我还望望乌云密布、灰蒙蒙的天空，说，“说不定又要下雪了。”
  胡兰也抬头望望天，“云还不够多。我听说这里整个冬天只下一两次雪，不会一场接一场下的。”
  我们到了市场，这时大概十点钟左右，摊贩们天一亮就在这儿占好位子了。他们现在很想做些小生意暖暖身子。市场外面小伙子们蹲在堆积如山的蔬菜前，市场里面是一排排的桌子，上面摆着豆腐桶、盘秤、番茄和萝卜，还有一篮篮香菇，一盆盆活鱼，从南边运过来的淡水蟹、小麦、鸡蛋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