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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瞧，我从来没有从文福手中拿过什么礼品，花生拿了。她说她会告诉她母亲是她自己花钱买的，价格都很便宜。可我总觉得这样做是不对的。不光是撒谎，而是从一个男人手中拿东西。许多老话都这么说。便宜一阵子，吃苦一辈子，吃人一块糖，肚子要遭殃。
  我觉得这些话很有道理。有些事已经发生了，文福已经在打花生的主意了，他眉飞色舞，整个下午都是如此。
  文福对花生的态度用你们美国话怎么讲：他为她打扫脚下的灰尘。他就是这么干的，一点不错。那天傍晚，当花生抱怨她的脚痛得像两块燃烧的煤时，他找到了一个农民，花了几个子儿，租了一辆手推车。然后把自己的外套脱下来，垫在满是灰尘的车上，邀请我这位格格笑着的堂妹坐在她的新花轿上。他把她推回家后，又唱歌给她听，有快乐的歌，有悲伤的歌，还有关于后花园和黑宝塔的歌。我心中暗想，这些歌词是从《金瓶梅》中来的吗？
  这时，花生脸上搽的白粉大多已经脱落在她的外套上。我能看出她的脸和我的一样红，她很幸福。我得承认，我的心很痛，我的情绪坏透了。
  你知道他怎么样吗？那天，他真像个演员，趾高气扬，装腔作势，好不迷人哪！
  一个真正有教养的男人会找到一辆三轮车，瞒着我们事先塞给车夫几个钱，然后把我们送回家。要不，他可以请这位姑娘和她的堂姐歇一会儿，到茶馆里吃点小点心，以示他的关心。他不会不留心到她的脚，那么小，那么优雅，难怪要疼了。一个好男人不会偏爱哪个，不会让一个姑娘心生骄傲，另一个心生妒忌。不管他对什么发生兴趣，他决不会要这个姑娘的任何东西作为回报。
  但文福要了。他把花生推到大路上，他瞧见了我们的大房子，他瞧见了我们迎新年的旗帜，他请求三天后即正月初三登门拜访，来表示对花生，对她的家庭，当然还有，对我的敬意。
  第二天就是新年，大家都装出高兴和客气的样子，互相喊着：“子孙满堂！”“健康长寿！”“升官发财！”这一类话，虽然没什么意思，倒也琅琅上口。
  佣人们特别高兴，因为这一天他们不用干活，所有的菜肴早已做好，正月里是不能动刀剪，也不能说粗话的。我们吃甜食和冷菜。
  花生和我谈起了文福，不知他三天后会不会来，不知他住在岛那一边什么样的房子里，也不知道他的母亲是不是真的好得令人无法相信。我没有对花生说起她抽中的签上的那句话，她已经把本地的婚姻赶跑了。
  第二天花生一早起来就哭了。她说，她不想见到文福！她怎么能见他呢？他见到她的时候她是扑过粉，涂过口红的，穿的是那么时髦的衣服，活脱脱一个美的化身。她不能当着她的父母亲在脸上涂脂抹粉，她又不想让文福看到她卸妆后的样子。我想告诉她，文福看到她自然的样子会发现她更好看，但我不好意思说出来。说实话，如果他见到她可笑的样子还喜欢她，那么换种方式怎么就会不喜欢她了呢？
  但我没来得及说服花生。文福来的时候，她躲起来了。当然，她从躲着的地方，从楼梯顶上，从一个黑房间的门背后，透过暖房的玻璃窗偷偷地打量他。
  然后老阿婶和新阿婶见到了文福。他用那么真诚的声音叫她们，“阿姨，阿姨”，好像这是一次很愉快的团圆似的。一开头，她们给弄糊涂了，她们想不起他是谁。然后他送给她们一篮很贵的水果。他说是他的父母亲要他来的，尤其是他的母亲，好像是老阿婶多年前的老朋友。最后，老阿婶也这么认为了。她竭力回想，终于找到一个有点相像的人。“哦，你就是文太太的公子，我想起来了，上次见到你的时候，你还是个小孩子呢。”
  我听到这话不禁笑出来了。我佩服文福，如果说我这辈子对文福有过什么好感的话，就是在那一次，也许像这样的另外还有几次。他是那么大胆，那么聪明，那么有趣，那么可爱。你瞧，直到现在我还记得他的几桩好事呢。
  文福很运气，家里挤满了几百人，所有的乡民都来吃年糕，这是一种用很粘的米做的糕，它的名字听起来就像“年年高升”。所以，如果说老阿婶和新阿婶被文福的来访搞糊涂了，在那一天也是很自然的，人来人往的，谁知道谁的底细呀。
  我正端出一碗煮好的汤圆时，文福走到我跟前，“她在哪儿？”
  “她不好意思。”我说。
  “她不喜欢我？”他问道。他的眉头打了个结，但他仍在微笑。
  “只是不好意思。”我又说了句。说花生喜欢他，恐怕不太合适。
  “怎么突然不好意思了？”他笑着问，“是不是因为喜欢我才不好意思呢？”然后他又转向我。“你没有不好意思，这是不是说你不喜欢我呢？哈，是这样吗？”他脸上又出现了那种爱取笑人的样子。
  我几乎没法回答他。“我不是那样的──就是说，不会不好意思。”
  “那么说不定你也喜欢我。”他马上说。
  “不好意思并不表示喜欢或不喜欢。”我说。
  我们就这样聊啊聊啊，我想有礼貌一点，想避开他的恶作剧的问题，弄得我头都痛起来了。最后，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
  “小妹妹，请把这个交给她。”他说，“请告诉她明天给我回音。”然后他就走了。
  花生一直在偷看。文福一走，她就从厨房门背后冲出来，从我手中要去了信。
  “都说些什么呀？”我问她。我觉得我也有权利读这封信，我为她做了那么多事。花生耸起肩膀把信这起来，就像一只母鸭伸出翅膀保护她的小鸭一样。她格格地笑着，咬着手指头，握紧拳头，扯下一绺头发。
  “都说些什么呀？”我又问了句。
  花生看了我一眼。“他明天就要回音。”她说，“告诉他我没回音给他，叫他等着吧。”说完她就走开了。
  于是我就成了花生和文福之间的传信人。我带着他们的情书来回奔走，一会儿到市场，一会儿到路中间。我帮助他俩，我并没想到要把文福从花生那儿偷走。我发誓，我不会为了免于自责而故意记成另一个样子。
  我每次把信交给文福的时候，都要把花生形容一遍。告诉他这天花生穿什么颜色的衣服，是玫瑰色的，跟她的脸一模一样。我告诉他她头上戴的什么，一个龙形的发夹，是在想他。我还暗示她茶不思，饭不香，人也瘦下去了。
  当然这些话没一句是真的，我只是凭自己的想象在谈论当时那些得了相思病的姑娘们的傻乎乎的罗曼司。
  那么结果怎么变成我嫁给他了呢？有时我想问花生。如果今天她在中国还活着的话，她一定会同意的，我敢担保。我并没让文福把他的目光转到我身上来，一点也不，是文福自己变了心。
  我心肠太好了，和你一样；我很天真，和你一样。所以或许你能理解你母亲曾经是怎样一个人：一个孤独的姑娘，一个没有希望，却有那么多需要的姑娘。突然有人来敲我的门──他有魅力，是梦想一种更好的生活的理由。
  我还能怎么样呢？我让他进来了。
  第七章　　数嫁妆
  还记得吗，海伦老是见人就说她当过我的伴娘，她还说我有过一个非常隆重的中式婚礼。
  不错，事情就跟海伦所说的那样，只不过，当时海伦不在场。花生在场的，她脸上搽了白粉霜，嘴唇涂得红红的，像猴子的屁股，笑得很开心，好像她真的很为我高兴。
  但是就在我结婚前的那个月，你应该想象得出，花生气得连正眼都不瞧我。她说都是因为我的缘故，文福才娶了我，而没娶她。我提醒她我是怎么帮助他俩的，她假装没听见。
  真的，我一直跑前跑后地为他俩传信，而那些信她都不让我读。
  后来我发现暖房里有一个秘密的地方，花生就在那里涂脂抹粉的。我就告诉文福，什么时候去，什么地方可以藏他的自行车。我把他带到花生身边，他俩就可以趁午饭后大家都要睡觉的两个钟头里说说话。
  他俩在那儿亲嘴的时候，我站在门边望风，注意老阿婶和新阿婶会不会来。
  当然，我没看到他俩亲嘴的场面，可我知道，他们肯定已经亲过嘴了，就像那些害相思病的人那样！因为当他们从那破花盆后面出来的时候，花生的脸上、脖子上全是红印，那就是文福亲过嘴的地方。
  文福自己的嘴也被花生的口红染红了，他的脸上也沾上了白粉，看上去就像个唱戏的。我看到他推着自行车走的时候，脸上浮现出十分满足的笑容。
  然后我就连忙帮花生擦掉这些亲吻的印记，擦掉化妆的痕迹。我责备她：“你怎么能让他亲呢？光说说话、握握手还不够吗？”
  把你的嘴巴交给一个你家里的人都不认识的男孩，是很可怕的。
  当然，把身体的其他部位交出去更加可怕。
  “我喜欢这样。”花生笑着说，满不当一回事。
  “什么！你喜欢这样。这么说来，为了满足自己的愿望，你可以把全家的名声扔进阴沟里？就像两条无灵性的狗，相互追赶着嗅对方的脏尾巴！”
  但是就在我为花生用力擦洗脸上的脂粉时，她还沉浸在对文福的梦想中，告诉我文福赞美她柔软的脸蛋、灵巧的双手。“嗨！”她发牢骚说，“你要把我皮都擦掉了。”
  “你活该，”我说，“这一块地方擦不干净了，他就像一只蜘蛛咬你的脖子。现在大家马上就要起来了，嗨，这下可麻烦了。”
  花生只是格格笑着，去拿镜子，然后说，“让我瞧瞧。啊哟，瞧他都干了些什么呀！”她把领子翻起来，笑得更厉害了。
  她也不想想，我这样帮她得冒多大的风险啊。她明明知道，要是她母亲知道这一切的话，我的麻烦比她大得多。花生年纪比我小，所以我得对她的行为负责。不知老阿婶和新阿婶会怎么处置我。
  当然，对这种想法你可能理解不了，我怎么会因为花生而惹麻烦呢，我有什么好怕的呢？可在当时的中国，你老是得为另外的人负责。不像在这儿，在美国──什么自由啦、独立啦、个人的想法啦、干你想干的事啦、不必服从你母亲啦，没那回事。没人会跟我说，“小姑娘，听话点，我给你吃块糖。”你不会因为做了好事而得到什么回报，甭想。可你要是于了坏事──你家里人可以随心所欲对付你，不需要什么理由。
  我还记得那些吓唬我的话。“你是不是要我们把你永远赶走，当个要饭的，像你娘那样？”大婶婶老是这样说。“你是不是想生一场大病，让你的脸全部烂光，像你娘那样？”打我来到崇明岛位后，老阿婶就说这种话给我听──要是这些话是胡说八道也就算了。我不知道我母亲到底怎么样了，她是像花生所说的那样，已经逃走了呢，还是像我父亲所说的那样，已经死于一场怪病；要不，就像大家在背后议论的那样，她是因为某种不明的原因惹我父亲生气而被送走了。我刚来到岛上的时候，只要老阿婶一提到我母亲的名字，就不由得两眼泪汪汪。
  后来，我不哭了。我竭力不去想我母亲，竭力打消我曾有过的念头，希望我母亲总有一天会来看我。于是老阿婶就想出了新的威胁我的办法，使我害怕。一次，她把我和花生带到上海一户人家，她指指一个正在扫地的姑娘。
  “瞧这个可怜的姑娘。”大婶婶用一种怜悯的口气说道。那姑娘穿着一条又短又破的裤子，两条瘦腿全露在外面。她的目光呆滞，毫无表情。然后老阿婶告诉我们，她是一个奴隶，因为她母亲死后她不好好做人，被她父亲卖到这儿来了。
  还有另外的威胁。当老阿婶觉得我还不够怕的时候──当我不肯很快磕头求饶，不肯请求原谅的时候──她就会在我头上打一巴掌，“这么硬，这么不听话！谁家会要你做媳妇呀？兴许我该把你嫁给那个老奥皮匠／
  她指的是那个挨家挨户给人补鞋的乞丐，他浑身上下透出一股他所修所卖的旧鞋子的臭气。我知道我们村里所有的母亲都威胁她们的女儿说，谁要是不听话，就把谁嫁给奥皮匠。要真是那样的话，说不定奥皮匠早就有二十个老婆了。
  我觉得老阿婶这么说，不是对我特别凶，也不是在撒谎。我这么说倒不是出于大度，威胁小孩子是我们这样的大家庭的传统。老阿婶小时候，她母亲可能也是这么对待她的，找一种无法想象的可怕的生活方式来警告，再找一个好得令人无法相信的好孩子做榜样。这么做就能叫你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