店做面条，我额外挣的钱足够付一年医疗费。当我告诉他这些的时候，吉米紧紧闭上了眼睛，眼泪流出来了，他的嘴唇翕动着，受伤的喉咙说不出话。可我知道他想说什么；他是想喊出来：“我们真幸运，我们真幸运！”
  所以我的幸运和海伦不一样，跟别人也不一样，人们总爱吹嘘他们的坏运如何变成好运。不，我会告诉你，别人的运气怎么样，我的运气怎么样。拿我以前在上海认识的一位姑娘来说，她和我进了同一所教会学校，她像我一样，家里很有钱，也差不多像我一样漂亮。我嫁给我的第一个丈夫的时候，她和一个很有钱的银行家的少爷订了婚。但是过了一个夏天，她脸上长了很多退不去的雀斑，于是婚事也就告吹了。我很为这位姑娘感到可惜，因为她在两方面都丢了自己的脸。
  好多年后，我又碰见了她，当时我和吉米已经搬到弗利斯诺。她嫁了一个美籍华人，那男人是开小杂货店的，卖苏打汽水、炸薯条和香烟什么的，价格都卖得很高，我是在现金柜台上碰到她的，我当时买了一杯冰淇淋。她嚷道，“姐姐，姐姐，还认识我吗？”可她没给我优惠。我付了钱后，她告诉我，她的丈夫如何如何老实，待她怎么怎么好，她说这些的时候，故意把她手腕上的好多玉镯往上推，让它们落下来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像奏乐一样。她笑得那么开心，连她脸上的斑点都好像是她有意刻上去的幸福的酒窝。
  但过了一会，她收起了笑容，悄悄跟我说，“还记得上海那个银行家的儿子吗？”然后她以一种确实很难过，但又一点不痛苦的口气告诉我，──本来他能过上好日子的──共产党进城的时候，这个家庭的银行全被没收了。然后，他们的儿子，就是那个拒绝娶她的小子，从他们曾经拥有的黄浦江边的一幢楼顶上跳下来，而他后来娶的那位漂亮的太太，由于害怕而不敢去认领他的尸体。“幸亏没嫁给他。”我的这位朋友说。
  我从来没有这么幸运过。我拒绝嫁给一个好人，一个姓林的男人，做我的第一任丈夫。我错嫁给一个姓文的男人。他们两个都出生在我六岁时住过的同一个岛上。这是一个落后的农村，四周都被海水、河水围着的小地方，所以新的观念很难进入这个地方。
  我应该嫁的那个男人家里并不很有钱，但是受过教育，样子也很好。我十六虚岁那年，回绝了他的家里提出相亲的要求。那是因为我听了老阿婶的话，她在这家人家请客的宴席上，当着新阿婶和阿叔、我的堂姐妹们，还有前来做客的朋友们的面，宣布：
  “这家人家，林家，”她说着，哼了哼鼻子，“哼！想通过蔽丽的婚事爬到我们家里来。”听这话的时候，我瞧见了那个小伙子，一个我从来没见过的小伙子，看上去像个大大的丑八怪，晚上爬到我的脚边来。然后，老阿婶转过头来，问我，“薇丽啊，你想和这家人家成亲吗？”
  她说这话的口气就像在问“你想跳河吗？”这是她的口头禅，每当她和她丈夫吵架的时候，她就威胁道，“我情愿我这双脚跳进这条河！”她嚷道，“我情愿亲手吊死自己！”然后她转向阿叔，她的嗓音听起来更加令人毛骨悚然，“你要我怎么死法？你说吧，你决定吧！”
  倒是我阿叔后来真的用自己的双脚和双手结果了自己的性命。当共产党在1949年开进的时候，他吓得不敢出逃，也不敢留下来。他昏头昏脑地用自己的双脚走到岛北边的一个港口，他在那儿坐下来考虑自己该怎么办。有两个渔民后来说，当一辆满载小螃蟹的卡车开上通向港口的黑色道路时，他们看见我阿叔跑到卡车跟前，举起双手挥舞着大叫大喊：回去，回去。
  真怪，那两个渔民说，好像他神通广大能呼风唤雨似的，好像他真的能叫那辆车子在碾上他以前停下来似的。他被碾死后，老阿婶相信我们家院子里那棵枯死的树就是她的男人，他还是懒得动，不愿帮她从一个又一个坏处境中解脱出来。
  这就是我曾经有过的家庭，他们给了我什么忠告呢？要不是我母亲那么早就去世，我才不会听老阿婶的话呢。兴许我当时就嫁给姓林的了，兴许我在婚后已经学会爱他了，兴许我们会在生活中遇到常人一样遇到的困难，但不会是那种使我自己恨自己，使我把自己的心当成敌人的那种困难。
  二十年后，我第一次碰到了这个姓林的男人。当时我已经在美国住了五年，我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女人，已经和吉米·路易结了婚，改名为雯妮·路易，珍珠已经四岁多，塞缪尔也快三岁了。尽管我们很穷，但我相信我活得很充实，就像一位信教的太太有一次跟我说的，“对你来说，粗茶淡饭足矣。”
  我相信确实如此。我还想要什么呢？吉米是弗利斯诺教堂的牧师，教会每周给他五十美元，还给我们一间小屋子住。所以我相信我应该别无所求了。我相信这一点，直到有一天这个姓林的男人出现在同一所教堂里，救了我的命。
  当然，中国姓林的人多得很，光我们教堂就有好些姓林的，所以一开头我根本没想到，他就是我曾经拒绝嫁的那个小伙子。他刚搬进这个地区，人们就纷纷传言：“他是个大夫，原来住在图拉尔，家里有个好大的游泳池。他娶了一个退休将军的女儿，她会说一口漂亮的中国话，带北京口音，就像一位京剧演员。”
  那天正好是星期天，他带着他的太太前来参观我们的教堂，我们全站在上午火热的阳光下，大家都怀着好奇心，想看看这个医生和他的出身名门的太太。我和吉米站在最下面的一级台阶上，欢迎大家。
  我丈夫用英语致辞，这是我们教堂里杂七杂八的中国方言中的普通话。“很高兴见到你们。欢迎再次光临。”他一遍又一遍说着同样的话，这些话我练了一个晚上，但还是说不来，所以我只得点点头，微笑着，装出害羞的样子，每个星期天都是如此。只不过，这个星期天来得特别热，可我又不敢脱掉毛衣，因为我里面衣服的右肩上给蟑螂咬了一个洞。
  我朝医生和他的太太点点头。在他们踏上台阶后，我看到教堂里另外的人都走到这个姓林的人身边，作自我介绍：“格兰代斯·洪”
  、“马维斯·周”、“乔治·鲍”、“穆雷·杨”、“爱伦·温”──所有的人都只说他们的名字，我想，是出于害羞吧，在这么一个大医生面前连多说两个字都不敢。
  我正在想这些琐事的时候，其实不能说想，只是让话语自己从脑袋里流进流出，因为我当时昏昏欲睡，我感到口干舌燥，脸也又热又痒。我挠挠脸，正好给他看到了，他也挠挠他的脖子，点点头，然后笑着对我说，“叮人”就是痒的意思。
  他一说出这个字，我就觉得好像在梦中一样。多怪呀，我想，他居然也知道我小时候待过的那个岛上的土话。于是我就想起了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的情景。
  我六岁那年，父亲把我送到那个小岛上，我在那儿过了第一个夏天。一天到晚，有种看不见的小虫子来咬我的嫩皮肉，我马上就给咬得苦不堪言：挠呀，挠呀，一刻也不能停，两只手飞快地在腿上上下移动，我当着大家的面喊道“yangsele”，这是普通话的说法，意思是“痒死了！”
  周围的人全都哄堂大笑起来。老阿婶拍拍我的手，叫我快别说了，“你怎么能说这话！”第二天，一个堂哥告诉我，这儿的人说起痒的时候就说“叮人”，与“痒死了”的意思完全两样。我不知道到底有什么两样，直到十年后，在我嫁错了人的那天晚上，我听见我男人的堂兄弟们一个个在交头接耳地说：“痒死了！她想男人想得痒死了。她下面等不及男人来叮了。”
  那天在弗利斯诺的教堂中，当我听到“叮人”这个字的时候，我想起了，我小时候曾经是多么幼稚。然后我从回忆中返回，感到我的脸在发烧，由于愤怒，由于羞愧，不知道那种事。我越回想起过去，我的心灵和身体就越变得焦躁不安。
  这时，林医生碰了一下我的胳膊，问道，“你病了吗？”
  我无法回答他，只是看他的脸：他抬起眉毛，然后又抽动了两次下巴肌肉，这神态告诉我，他很想听到我的回答。那是他的脸！──是林的脸，上扬的眉毛和抽动的下巴肌肉跟他父亲一模一样，也是他们家族里所有人的特征。老阿婶曾说起过，“林的脸长得像马脸，总想从你的口袋里探出点好吃的来。”
  望着这张熟悉的脸，我心中的一切全都搅和在一起了──我的过去，我今天的生活，我的第一个丈夫，我的第二个丈夫，林。我真是昏了头了。我不知道谁在喊，“中暑了！被毒日晒昏头了。”我也不知道他们干吗要替我脱掉毛衣，把我扶起来，然后把我抬进教堂。
  我丈夫后来告诉我，当时我躺在他怀里全身都湿透了，他还为我做了一次洗礼以拯救我的灵魂。现在，他又哭又笑地说，为了救你的命那位医生也为你做了洗礼。我还是昏头昏脑的，只喃喃说了句掩饰过去，“我觉得好像见了一个鬼。”
  我这才明白过来这儿不光我们俩，林在场，他的太太也在，还有教堂里的其他人──大家都在看着我哩！我的神志马上就清醒过来了。我感到很不好意思，每一个人都看到了我衣服上的被蟑螂咬破的那个大洞。
  我从来没有跟吉米讲过，我本来可以不嫁给另一个男人而嫁给这个姓林的做我的第一任丈夫，而你是第二个。我只是告诉他有关“痒”这个字的来历，很久以前，我和林说的是同一种方言。所以，吉米就在下一个星期天很骄傲地告诉林，我和他来自中国的同一个地方，崇明岛，我们管那地方叫长江口的。我想收回我丈夫的话，想解释说兴许我搞错了，是另一个岛，因为我怕林当着大家的面说，“嗨，你不就是那个不肯嫁到我家来的姑娘吗？”
  但是林只是笑了笑说，“这么说来我俩早就该认识了，嗯，小妹妹？”
  说不定他只是出于礼貌，他是很有礼貌的。说不定，他也不想娶我，他的太太很漂亮。说不定他不是我本想嫁的那个小伙子，毕竟，他们家里不止他一个儿子，还有其他儿子呢，我从来就没分清过。我怕分清，知道这个对我来说有什么好处呢？
  所以我没有再问下去。可是打那天起，我开始以两种方式看待我生活中的一切事情，一种是曾经发生的，一种是未曾发生的。
  夜深人静，在我丈夫和孩子都入睡后，我独自一个思量着，当然，我不后悔嫁给了吉米·路易。我爱我的丈夫，为了能同他结婚，我等了整整五年。我来到这个国家和他生活在一起，我是心甘情愿的。
  这是一种真正的爱情，不只是奉献，为他买菜做饭，为他抚养孩子。
  我不想林，不想他太太的漂亮衣服，也不想他们的游泳池。谁要这些东西？我对自己说。
  但是随着夜越来越深，我的想法也变了，我这样想：我真后悔没嫁给林呀，因为要是嫁给他的话，我就不会嫁给另一个男人了，我就不会变成那种祈求日本人杀死她的丈夫的妻子，也不会变成那种对自己的孩子的死无动于衷的母亲了。我的心也不会狠毒到想尽一切办法逃脱我的婚姻，因为逃不成而每天咬牙切齿。我也不会后悔我留给第二个丈夫的太少了，我只有感激而永远不会完全幸福了。
  吉米过世后，我不能不想到，要是我嫁给了林，我就不会碰到吉米·路易，不会嫁给他，也不会直到现在还老是思念他。我的眼睛和耳朵不会老是寻找着吉米，寻找着虚无，我的肌肤也不会渴望著有人来触摸，我也不会感到这种切肤之痛。要是我嫁给了林，我决不会认识吉米，那样，我也不会老是思念着一个我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的人。
  现在，就在刚才，我又想到了这一点。要是我嫁给了林，我和林现在仍旧是夫妻，海伦就不会知道我的隐私，我就没有理由任由她使来唤去的。我知道这一点，因为昨晚上在吃鱼的时候，海伦还告诉我，一个姓林的男人，一个鳏夫，曾经住在弗利斯诺的，刚刚加入我们旧金山的教堂。
  “他是个医生，”她说，“可他在捐赠箱里只丢了一张五元钞票。”
  海伦看看我吃惊的脸，以为她知道底细，“是的，你想得到吗？
  这是个什么样的男人？”
  我没跟海伦说：我本来可以嫁给这个男人，一个好男人。我没说，我没嫁给他是命中注定的呢，还是因为我当时不知道我可以自己做主？我没向她承认：也许这是我的错，这么个小错误，对一个说不，对另一个说行，就像选择水盆里的鱼，没尝过以前，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