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力站起来，把两个孩子带了出去：“我带她们到哥伦布冷饮店去买点冰淇淋，一个钟头后回来。”
  “四十五分钟够了。”我小声说，“别超过了，我在前门等你。”
  “爸爸，我能吃个巧克力冰淇淋吗？”
  “上面再撒些果仁？”苔莎又加了一句。
  我出了一口大气，想到她们回来结果肯定是一团糟，没胃口吃饭，手也弄得粘乎乎的。座位的另一头，玛丽的儿子，米歇儿正在做鬼脸，我瞪了他一眼，却发现亨利舅舅还在扛着摄像机走来走去。
  菲力和孩子们离开后，我竭力恢复镇静，眼睛朝前看，避开我母亲和亨利舅舅的目光。我对自己说，争吵也没用，已经发生的就让它发生吧。
  座位前面，挂着一张很大的杜姨婆的照片，看上去好像是根据五十年前的护照翻拍放大的。照片上的她不能说已经很年轻了，但大部分的牙齿当时肯定尚完好无损。我看看躺在棺材里的杜姨婆，她的嘴瘪了进去，瘦脸就像死鸟一般。她是那么安详，但我觉得大家都在等待某件事发生，因为杜姨婆会突然转世，变成鬼魂显灵。
  这使我想起一段往事，当时我还只有五岁，那个年龄你能想象到的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我盯住一双用南瓜雕出的魔怪的闪烁的眼睛，等待着妖魔飞出来。我等得越久，就越相信这事会发生。直到今天我还能栩栩如生地记得，那魔鬼狞笑着从南瓜嘴里飞出来的情景，我吓得尖叫起来，我母亲冲进房间，我语无伦次地说我看见了一个鬼魂。但我母亲既没安慰我，也没讥笑说这全是我的想象，反而问道：
  “哪儿？”然后在房间里搜寻起来。
  当然，后来我父亲告诉我，唯一的鬼魂是圣灵，而圣灵是决不会来吓我的。然后他又用科学的方法向我证明，我见到的不过是南瓜内的蜡烛快烧完时产生的烟雾造成的幻觉罢了。他的回答没能使我好受些，因为当时我母亲盯着我，好像我背叛了她，使她成了傻瓜。这就是事情的全过程。她总是想压制某些与我父亲的基督教不相容的信仰，尽管如此，有时候它们还会出乎意料地蹦出来。
  “饺子，我已经做好了，”此刻我母亲正跟我说话，“杜姨婆以前老是说我做的饺子最好吃。”我点点头，一面称赞长条桌上热气腾腾的饺子。她的确做了最好吃的饺子，可惜这些饺子只是当供品用的。
  “海伦舅妈做了鸡和带辣椒的菜，”她说道，见我点点头，她又加了一句，“看上去干巴巴的。”我又点了一下头，不知道杜姨婆是否爱吃这些为纪念她而做的佳肴。我扫了一眼其他供品，看到昨晚宴会上撤下来的那只蛋糕也在其中。
  棺材上方的墙上，贴着一条足有十尺长的厚白纸做的横幅，上面写着很大的黑色汉字，结尾是一个感叹号，就像我有一次在中国的画报上看到的政治口号那样。
  “上面说些什么呀？”我轻声问我母亲。
  “‘祝来世长寿富贵’，没什么特别的。”我母亲回答道，“不是我写的。是匡家的亲戚送的，说不定海伦还给了他们钱呢。”
  我看到所有的花圈都摆起来了。我找我的那一个，我正要问我母亲它摆在哪儿，忽见亨利舅舅又把镜头转过来了，开始拍躺在中间的杜姨婆，他朝左边的什么人招招手。
  过了一会儿，我听到空洞的木头的敲击声，伴随着连续不断的“叮一叮一叮”的声音，好像有人不耐烦地在走廊里按铃叫服务员。这些声音里还混合了两个人声，口中念念有词，好像都是四个音节的，一次又一次地重复，我敢肯定是在放一段录音给卡住了。
  这时，从左边的一间小房间里出来两个和尚，都剃着光头，穿着橘黄色的袈裟。年纪大一些、人也高大些的和尚，点了一炷很长的香，向遗体鞠了三个躬，然后把香插在香炉上，退下了，年纪小一些的和尚敲着木鱼，然后他们两个开始缓缓从走廊上下来，口中念着，“阿弥一阿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当那个大和尚从我身边走过的时候，我看到他一边的脸特别扁，同一边的耳朵也严重畸形。
  “他一定遇到过严重的车祸。”我悄悄地跟我母亲说。
  “‘文化大革命’。”她说。
  那个小和尚，现在我也看清了，根本不是和尚，而是一个女人，一个尼姑，头顶上有三四个受过戒的小洞。
  “她肯定也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我对我母亲说。
  我母亲瞧了瞧，推测道，“她太年轻了，可能是跳蚤咬的。”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们念着。这时，那帮穿着过时的棉外衣的老太太们开始大哭起来，一面还用手臂上下捶打着，好像悲伤得不得了，亨利舅舅连忙把镜头对准了她们。
  “她们是杜姨婆的朋友吗？”我问我母亲。
  她皱皱眉头。“不是朋友，说不定是从越南过来的中国人。她们早就来了，后来看到我们这儿悼念杜姨婆的人不多，她们就跟海伦舅妈说了，她给了她们几个美元。她们正在按照老规矩哭天抢地，好像她们不想让死者离开似的，所以你得表现得尊敬些。”
  我点点头。尊敬。
  “这些老太太说不定每天要赶三四个葬礼呢，”我母亲又加了一句，“这样赚几个美元，也过得蛮好了，总比替人打扫房子强多了。”
  “嗯。”我回答。我不知道我母亲这么说是出于轻蔑，还是仅仅说出了一个事实。
  木鱼声和铃声又响起来了，越来越快。突然，那幅白纸横额从墙上掉下来了，横额上长寿幸运的祝词袅袅下降，正好盖在杜姨婆的胸口上，像赛会上的美丽旗幡。我母亲和另外几位老太太都跺着脚哭起来了，“唉呀！”玛丽的儿子大叫，“完美的登陆！”然后歇斯底里地笑起来。那和尚和尼姑还是不动声色地管自己念经。但我母亲大为恼怒，“太糟了！”她喃喃自语着，站起来，走出了房间。
  过了一会，她回来了，后面跟着一个年轻的白种人，长一头稀稀拉拉的金发，穿一套黑西装，肯定是殡仪馆里的人。看得出我母亲正在责备他，因为她指着那条撕裂的横幅。房间里人们的议论声响成一片，那些老太太还在装腔作势地哭着，捶打着；和尚和尼姑还是管自己念经。
  那金发男子很快走到前面，我母亲紧跟在后面，他向杜姨婆鞠了三个躬，然后移动她的棺材，棺材下面装有滑轮，很轻松地朝前滑动了。然后那男子又鞠了一个躬，庄重地把杜姨婆胸口上的横幅拉了下来，夹在两臂中，好像它是法衣似的。当他把横幅重新贴上去的时候，我母亲还是怒气冲冲，“这个角落，再过去一点！再过去一点。你怎么能让她的运气这样掉下来呢！”
  那男子干完后，把棺材推回到原来的位置，然后又向遗体鞠了三个躬，向余怒未消转回来的我母亲鞠了一个躬，然后飞快地退下了。
  我不知道他的鞠躬是真诚地表现了对死者的尊敬呢，还只是为了他的主顾──中国的悼念者，才不得不依样画葫芦？
  弗兰克开始给每人分发点燃的香。我看看周围，想弄明白拿它怎么办。大家一个个都站起来，跟着和尚尼姑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我们绕着棺材一圈又一圈地走着，不知道走了多长时间。我感到有些傻乎乎的，参加了一个对我来说毫无意思的仪式。这使我想起了有一次我和我的一些朋友去禅宗中心的情景，当时只有我一个有着一副亚洲相貌，也只有我一个对转圈感到不耐烦，老是在想和尚什么时候来，讲经什么时候开始。但我不知道在我到之前，所有其他的人已经安静地等了二十分钟，正进入冥想状态呢。
  我母亲现在正在向杜姨婆鞠躬，她把香插入香炉中，然后口中轻轻念叨“唉！唉！”另外的人也照做不误，有人哭了，那几个越南老太婆大声哀号起来。现在轮到我鞠躬了。我感到有点内疚，这种内疚感我以前也有过──当我父亲给我行洗礼的时候，我不相信我能得到拯救，当我端起圣餐的时候，我不相信葡萄酒就是基督的血，当我和其他人一起祈求出现奇迹治好我父亲的病的时候，我觉得他已经死了很久了。
  突然，我喉头发出一阵哽咽，把周围的人都吓了一跳，连我自己也大吃一惊。我慌忙想控制住，但一切都崩溃了，我的心破碎了，悲愤之情倾泻而出，我无法阻止它。
  我母亲的眼睛也湿润了，她透过眼泪朝我微笑。她知道这种悲伤不是为杜姨婆，而是为我父亲而发的。因为为了这声哭泣，她等了很久很久，从我父亲的葬礼那天算起，足足等了二十五年。
  我十四岁，充满了愤世嫉俗的怒火。我和我母亲、弟弟坐在客厅里，等待再过半个钟头就要开始举行的祈祷仪式。我母亲正在责备我，因为我拒绝走到棺材旁去看我父亲的遗体。
  “塞缪尔已经说过再见了，塞缪尔正在哭。”她说。
  我不想悼念躺在棺材里的这个人，这个病人已经瘦得不像样子，他呻吟着，衰弱无力，直到临终一直在用可怕的目光搜索我的母亲。
  他与我的父亲一点也不像：我的父亲是那么富有魅力，那么强壮、仁慈，总是慷慨大度，笑声不断，无论出了什么问题他都能很好地解决。在我父亲眼中，我是完美无缺的，是他的“珍珠”，而我和我母亲总是口角不断。
  我的母亲擤了一下鼻子，“什么样的女儿呀，在自己父亲面前连哭都哭不出来？”
  “躺在这儿的这个男人不是我的父亲。”我沉着脸说。
  我母亲一听到这话马上跳了起来，给了我一个耳光。“太可恶了！”她喊道。我惊呆了，这是她第一次打我。
  “好呀！你哭不出来，我叫你哭。”她一次又一次地打我耳光。
  “哭！哭！”她疯一般地号叫起来。但我还是坐在那儿像一块石头。
  最后，我母亲意识到她干了什么，咬了一下手背，用中文咕吹了几句，然后牵着我弟弟的手，撇下我走了。
  于是我就一个人坐在那儿，怒气冲冲，同时又有一种得胜之感，尽管不知道我到底战胜了什么。也许因为我不知道，我发觉自己正向棺材走去。我喘着粗气对自己说，我是对的，错的是她。我打定主意不哭，而从未想到我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但就在这时，我看到了他，面无血色，瘦弱不堪。他并没有平静地和上帝安息在一起，他的脸是严厉的，好像仍在弥留之际作痛苦的挣扎。
  我的呼吸急促起来，我竭力想往后退，想不哭出来，以至感到喘不过气来。我冲出房间，来到外面，大口大口呼吸新鲜空气。我怒气冲冲、满脸泪痕地跑上哥伦布大街，一直跑到海湾，也不管那些怔怔盯着我的游人。结果，我错过了葬礼。
  打那以后，我和我母亲的关系就一直那么紧张。我们两个都赢了，也都输了。我至今还不能肯定我们究竟为何要吵起来。我母亲不断提起我父亲，提起他的悲剧，但从来不提葬礼本身。直到今天我从来没有在我母亲面前哭过，也没有提起过我对我父亲的感情。
  相反，我竭力要把我对他的回忆隐藏起来──他的微笑，他穿过的外套，他站在讲坛上的风采等等。但那时我没想到我回忆的只不过是照片上的形象。实际上，我回忆得最清楚的是他病倒的那些时候。
  “珍珠，”他从病床上无力地喊我，“要我帮你做回家作业吗？”我摇摇头。“珍珠，”他从沙发上叫我，“帮我坐起来。”可我假装没听见。
  直到今天我还经常梦见我父亲。在我的梦中，他总是躲在一家有着上百个房间、上百张躺满病人的病床的医院里。我沿着长长的走廊走着，寻找他的踪影，在这过程中，我肯定看到了每一张面孔，每一种病情，经受了每一种可能发生于肉体和心灵的恐惧。每一次我看到的都不是我父亲，我的信心动摇了。
  这梦还有许多种变化。事实上，前不久我还做过一次，在这个梦里，我到医院去做体检，看看多发性硬化症是否有所发展。一位医生还没作解释，就把我推进一个住着特危病人的病房中，我大喊起来，“你不能这样对待我！你必须作出解释！”我喊了又喊，喊了又喊，可是没人理睬。
  就在这时我见到了他，他就坐在我前面一张肮脏的帆布床上，穿一身满是泥巴的睡衣。他是那么老，那么瘦，瘦得令人心寒。在那么多年的等待和被人漠视后，他的头发斑白了。我坐在他身边，轻声呼唤他，“爸爸？”他抬起那双孤独无力的搜索的眼睛。当他看到我的时候，他吃惊地哭了──然后他哭啊，哭啊，哭得那么高兴！──最后我高高兴兴地把他带回家来了。
  杜姨婆的葬礼终于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