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做了这个，”她说着，指指最底下的一个架子，里面有半打供桌上摆设用的装饰花，“有些是今晚用的，还有些是为一个退休告别宴会做的。”我母亲解释道。大概是见我脸上的表情一般，为了使我加深印象，她又加了一句，“是威尔斯法阁的副经理订做的。”
  她又领我走了一圈，看了放在花店其他角落里她亲手做的工艺品。沿墙排着许多葬礼上用的大花圈。“怎么样？”她等着听我的称赞。我一向觉得花圈既恐怖又悲哀，就像扔晚了的救生圈，只能作装饰用。
  “很漂亮。”我说。
  现在她把我领到她最得意最骄傲的所在。花店的前半间是整个花店唯一每天能有几小时透进几缕阳光的地方，我母亲把这里称之为“长期订户”，里面栽着黄薛树、橡胶树、矮小的灌木和迷你柑橘。这些都配上红彩带，或是为开张志喜，或是祝生意兴隆的。
  我母亲一向来总是为这些红彩带而自豪，她不写老一套的贺词，像“吉祥如意”、“福禄长寿”之类。所有用烫金中文字写的贺词都是我母亲自己发明的，表达了她本人对生与死、幸运与希望的看法，什么“头生子有头福”啦，“结婚双喜、三喜临门”啦，什么“新店开张、财气冲天”啦，“健康恢复、指日可待”啦。
  我母亲声称，丁和花店这么多年来之所以生意兴隆，全靠了这些彩带和贺词。我想，她所说的生意兴隆，大概是指二十五年来回头客很多。只不过眼下，为羞怯的新娘和轻佻的新郎订花的越来越少，为病人、老人和死人订花的越来越多。
  她孩子气似地笑一笑，然后捅捅我的胳膊。“来，带你去看看我为你做的花圈。”
  我大吃一惊，随即明白了她的意思。她打开通向花店后间的门，里面黑得像地窖一般，什么也看不见，只闻到一股葬礼上常有的浓重的桅子花味道。我母亲摸索着拉电灯开关线，终于，屋子里一下子亮得刺眼，一只吊在天花板上的光秃秃的灯泡来回晃荡着，我眼前出现了恐怖的美──一排又一排的花圈闪闪发光，全是用白桅于花和黄菊花扎起来的，红飘带从花架子上垂下来，整个看上去就像天国的仪仗队。
  我不禁被眼前的一切弄得目瞪口呆，这要花多大的劳动啊！我想象着母亲用那双羊皮般粗糙的小手，忙乱地拉出散叶，穿进铅丝头，把每一朵花都扎到合适的位置上。
  “这一个，”她指指第一排中间的一个花圈，它看上去和别的花圈没什么两样，“这一个是你的，我亲手写了挽词。”
  “都写些什么呀？”我问。
  我母亲的手指缓缓地在红飘带上移动着，一面用我所听不懂的中文念着，然后翻译给我听，“姨婆大人安息，天堂吉祥。您最喜欢的外甥女珍珠·路易·勃兰特及外甥女婿同悼。”
  “噢，我差点忘了。”我把从三福店里拿来的那包东西递给她，“这是洪先生叫我给你的。”
  我母亲剪断绳子，打开包裹，里面一大叠纸钱，想来是烧给姨婆做天堂的买路钱的。
  “想不到你还信这玩艺儿。”我说。
  “什么相信，”我母亲说，“这是尊敬。”然后她的口气又缓和下来，“这里有一亿美元纸钱。唉！她真是位好太太。”
  “从这边走吧。”我说着，当我们踏上通向宴会厅的楼梯，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珍珠！菲力！你们来了。”是我表姐玛丽在喊我。打两年前她和她丈夫社搬到洛杉矶去以后，我就没见过她。我们等玛丽穿过宴会厅拥挤的人群。她直冲向我们，给我一个吻，然后摸摸我的脸，放声大笑，笑她给我带来的窘态。
  “你看上去棒极了！”她告诉我，然后瞧瞧菲力，“真的，你俩都不错。气色挺好的。”
  玛丽比我大半岁，今年该有四十一了。她化了浓妆，戴了假睫毛，头发卷成蓬松的一团。一条银狐长围巾老从她的肩上滑下来，她拉了三次，然后笑着说，“杜给我买了这老古董当圣诞礼物，讨厌死啦。”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讨厌，既然我们已经进了饭店。但玛丽就喜欢这样，她是两家孩子中的老大，对她来说，显示自己高人一头，总是最重要的。
  “珍妮芬，迈克尔！”她喊道，打了个响指，“过来，跟姨父姨妈问声好。”她把两个十来岁的孩子拉到身边，紧抱了一下。“来吧，怎么说？”他们不情愿地看看我们，嘴里咕哝了几句，勉强点了点头。
  珍妮芬已经长得很丰满，眼圈用眉笔描过，显得又小又凶，她的发顶梳成一条条上翘的小辫子，其余部分软软地垂到后背，整个模样就像触了电似的。迈克尔的脸开始出现棱角，下巴上全是粉刺。他们不再可爱了。我不知道将来苔莎和克利奥是否也会变成这个模样，我是否也会以这种目光打量她们。
  “瞧他们的模样，”玛丽带着歉意说，“珍妮芬圣诞节刚刚得到她的第一双丝袜和高跟鞋，她骄傲得很，不再是妈妈的小姑娘了。”
  “噢，妈妈！”珍妮芬叫起来，随即挣脱了她母亲的手，溜进了人群。迈克儿也跟着走了。
  “瞧，迈克尔长得差不多和他父亲一样高了。”玛丽说着，骄傲地看着她儿子离开，“他参加了大学三年级的田径代表队，教练说他是最棒的。我不知道他从哪儿继承了高身材和运动天赋──肯定不是从我这儿，每当我去慢跑，回来总是一拐一拐的。”玛丽说着，放声大笑。然后，想起她刚刚说的话，忽然收起笑容，在人群中搜寻起来：“噢，杜的父母在那儿，我最好过去打声招呼。”
  菲力紧紧地握了一下我的手，尽管我们什么也没说，但他知道我很恼火。“忘了吧。”他说。
  “我会的，”我回了一句，“如果她能忘。她总是这样。”
  菲力和我结婚时，是玛丽和杜给我们当的伴娘和伴郎，因为我俩本来就是他们介绍认识的。后来我怀了苔莎，他们成了我们最依赖的人。大约在七年前，当我抱怨成天感到浑身无力时，又是玛丽把我推进了健美班。后来，我感到右腿莫名其妙地衰弱，菲力建议我去找杜看看，当时他是一家运动医学中心的整形医生。
  几个月后，杜告诉我毛病可能出在另外地方，我当即吓坏了，以为他说的是骨癌。他向我保证，他的意思只不过是说他技术不够，一个人查不出来。于是他把我送到他大学时代的一个老酒友，旧金山医学中心最好的神经科医生那儿。经过差不多一年的检查──我自己说服自己，浑身乏力是抽烟引起的，而右腿衰弱是怀孩子时落下的坐骨神经痛──这位酒友告诉我，我患的是多发性硬化症。
  玛丽听到这个消息歇斯底里地哭起来，随后又企图安慰我，但这似乎使事情变得更糟。有段时间，她经常带几个按照“刚刚找到的秘方”做的菜来看我，直到我叫她不要带为上。后来她又装出轻松的样子告诉我，杜的朋友向她保证，我的病情真的“相当轻”，说话的口气就像在谈论天气似的。她还说，我的病对我的寿命不会有什么影响，我到七十岁还能打高尔夫球，而且能打出标准杆数，只不过我得小心，以免体力和情绪过于紧张。
  “所以呀，一切正常，”她兴致勃勃地说，“而且菲力会待你更好。此外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我不会打高尔夫球。”我只说了一句。
  “我会教你的。”她高兴地说。
  当然，玛丽只是出于好意。我得承认，我们的友谊出现裂痕主要是我的错。我从没直截了当同她讲过，她那过分关心的姿态令人很不舒服。所以她当然不会知道，我不需要别人来安慰，我不想让人侍候。好意固然是补偿，但好意也提醒你，你的生活已经改变了，你的生活总是在改变，大家认为你得接受这一切，你得变得坚强些或勇敢些，更高兴些，更平静些。但我不想这样。我只是想跟大多数人一样生活──为我的孩子们的教育问题操心，但不要为我是否能活着看到他们毕业而担心，为我体重减轻五磅而高兴，但不要为肌肉萎缩而担心。我要的是不可能的东西：我要的是忘记。
  我最恼火的是杜和他的酒友跟玛丽谈论我的病情。既然他们可能告诉她那个，那么他们肯定也会告诉她这个：这种病的结果是无法预料的。我可能拖上个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也可能明天就突然恶化，走下坡路，每况愈下，结果我将在轮椅里度过余生，或者更糟。
  我知道，玛丽明白这一点，因为我经常注意到，每当我们在路上碰到一个残疾人时，玛丽就会偷偷地看看我。有一次，她想把车停到一个已经转为供残疾人停车用的车位时，她神经质地笑起来。“噢！”她马上把车倒回来，“我们当然不需要这个。”
  一开头，我和菲力都发誓，要尽可能一起过正常的生活。“尽可能正常”──这是一句毫无意义的圣歌，只要我一不小心被地板上的玩具绊倒，我就会对苔莎大吼起来，事后又花十分钟时间向她道歉，接着又是一小时的辩论，正常人是否会绊倒在这些东西上面。有一次，为了忘记所有这一切，我们到海边去度假，但我满脑子想的还是病情。望着拍岸的海浪，我不禁大声问菲力，我是否有一天也会像海草那样衰弱，像螃蟹那样僵硬。
  同时，菲力也经常翻出他的旧教科书读起来，并且留意每一篇有关多发性硬化症的医学论文。然后他沮丧地发现自己的医学训练尚不足以理解这种病因，这种病只是被描述为“病因未明的”、“变化很大的”、“不可预测的”和“无特殊疗法的”。他出席有关神经障碍的医学会议。有一次还带我去参加一个多发性硬化症互助会，但我们一看到轮椅就赶紧跑回来了。他给我做他所谓的“每周安全检查”，测定我的反应，检查我四肢的力量。我们甚至还搬到一个带游泳池的房子去住，这样我就每天都能够做肌肉训练。但我们谁也没提起这样一个事实，这屋子是平房，没几级扶梯，有一个宽阔的走廊，哪一天有必要的话，轮椅可以长驱直入。
  我们用暗语说话，仿佛我们同属一个秘密教派，正在寻找一种治疗方式，或我们可以观察到的症状类型，或是寻求解脱持续不断的忧虑的办法。最后，我们学会了不谈未来，既不提最坏的可能，也不提渺茫的希望。我们也不沉湎于过去，不去追究造成眼前这一切的原因究竟是病毒感染，还是遗传因素。我们只关心此时此刻，克服生活中小小的一个烦恼，都使我们有胜利之感──训练苔莎坐便盆啦、纠正付款单的错误啦、找出汽车换档时嘎嘎作响的原因啦，所有这一切成了我们的日常事务，成了变动不居的生活中唯一可以把握的东西。
  所以我实在不能责备菲力装作一切都正常的样子。我所需要的超过了他所能办到的。眼下，我不能告诉他我真正感觉到的东西。我只知道，每天早上我总是从惊恐中醒来，恐怕在我睡着的时候发生了什么。有几天，我老是为丢了一颗纽扣什么的小事而整天心神不定，老是觉得非把它找回来，我的生活才能恢复正常。有几天，仅仅是因为菲力漏买了购物清单上的一样小东西，我就会认为他是世上最不体贴的男人。还有几天，我按颜色分门别类整理我的内衣抽屉，好像这样就能排遣烦恼似的。那些天真是糟透了。
  感觉比较好的几天，我会记得我是幸运的──这幸运是用新的标准来衡量的。在过去的七年中，我只有过一次大的“发作”，也就是说，我现在很容易失去平衡，尤其是在我心情烦躁或忙乱的时候。但是我还会走路，还会倒垃圾。有时，我还真的能忘记几小时，甚至差不多一整天。当然，最糟的是只要我一想起来──常常是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我就会觉得我是生活在地狱的边缘，介于生死之间。
  这种微妙的平衡总是威胁到我去看我母亲时的精神状态，因为它总是使人想起一件最糟的事情：我得了这种可怕的病，而我母亲一直蒙在鼓里。
  我本来是想告诉她的，有好几次我已经计划这么做了。在我第一次检查出病情时，我说：“妈，你知道我跟你讲过我的腿有点小毛病，还好，感谢上帝，结果不是癌，而是──”
  没等我说完，她就跟我讲，她的一个顾客前不久刚刚得癌症去世，他受了多久的罪，他家订了多少个花圈。
  “我老早就看出来了，他的脸上长了那种痣，”她说，“我跟他讲，去看医生吧。他说，没问题，是老年斑──不要紧的。他死的时候，鼻子和脸全烂光了！”然后她严肃地警告我：“所以你得小心哪。”
  克利奥出生的时候，我和她都平安无事，我又想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