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是我叫他打这个电话，并找到这个借口的。
  “什么旅馆？”我母亲问。
  “一家汽车旅馆。”菲力撒了个谎，实际上我们是在凯悦大饭店订了房间。
  “嗨，那太贵了呀！”我母亲说，“何必这么浪费钱呢？你们可以在我这儿过夜的嘛，有的是房间。”
  菲力很有礼貌地回绝道：“不了，不了，说真的。那样太麻烦了。真的。”
  “麻烦谁了？”我母亲说。
  所以这会儿菲力正在我弟弟的房间里把孩子们安顿下来。以前每当我和菲力要去开医学会议时，就让她们待在这儿。说实话，有时我们只是说要去开医学会议，其实是回家干活，把孩子在身边时没法干完的家务活干完。
  菲力决定让八岁的苦莎睡单人床，三岁的克利奥睡帆布床。
  “这次轮到我睡床，”克利奥说，“外一婆说过的。”
  “可是克利奥，”苔莎解释道，“你喜欢帆布床呀。”
  “外─婆！”克利奥赶紧喊我母亲来给她当救兵，“外一婆！”
  菲力和我待在我的堆满老式家具的房间里。打从结婚后，我就没在这儿住过。房间还跟我当姑娘那会儿一样，没什么变化，只不过里面的每样东西看上去都特别干净：一张双人床，床腿和床架又粗又重；一张带圆镜的梳妆台，镶着拐木、橡木、树疤制成的薄本片和珍珠母。真怪，当初我怎么会讨厌这桌子，现在看起来，它做工精巧，还蛮不错的。我不知道我母亲以后是否肯留给我。
  我发现我母亲在床底下放了一双中国式旧拖鞋，就是每只大拇指头上都有一个洞的那双。她什么也舍不得扔掉，兴许二十年后还用得着呢。苔莎和克利奥准又钻进储藏室翻箱倒柜，在旧玩具和废物箱中执拉挑拣了。拖鞋的旁边，随地乱放着洋娃娃衣服、水晶石王后冠和一只盖上有“我的秘藏”字样的粉红色塑料盒。她们甚至把我在六年级时自己做的滑稽的好莱坞式明星又挂到了门上，那上面还有用珠子拼出的我的名字“珍珠”呢。
  “老天，”菲力故意用傻乎乎的口气说，“这肯定比汽车旅馆还棒。”我捶了一下他的大腿。他拍打着床上一对很不协调的客用枕巾。这对枕巾还是我们刚从唐人街搬到利奇蒙地区时，匡家送的圣诞礼物，也就是说，至少用了三十年了。
  这时，苔莎和克利奥一路打闹着跑进我们的房间，嚷着要去动物园。菲力准备趁我到丁和花店去帮忙的时候带她们去。我母亲倒并没说一定要我去帮忙，只是简短地提到海伦舅妈早就离开花店忙着准备她的大宴去了──尽管花店里杂事一大堆，明天又要操办杜姨婆的葬礼。然后她提醒我，杜姨婆总是为我感到骄傲──在我娘家的词汇里，“骄傲”的意思跟“爱”差不多。然后她又建议我或许该早点去，挑个好看一点的花圈。
  “我五点半回来。”我告诉菲力。
  “我想去看非洲大象，”苔莎一屁股坐在我们的床上，然后扳着手指头算，“还有无尾熊、有刺的食蚁兽和座头鲸。”我老是弄不懂她从哪儿学来这套排列事物的癖好──从菲力那儿？从我这儿？还是从电视上？
  “要说‘请’，”菲力提醒她，“再说，动物园里也不会有鲸。”
  我转向克利奥，我有时担心她在自信的姐姐身边会变得畏畏缩缩。“那么你想看什么呢？”我轻轻问她。她盯着自己的脚尖，想了一会儿，最后回答说：
  “随便。”
  我回到罗斯巷的时候，周围的一切已经沉寂下来了。下午灼热的阳光已经不再刺眼，唐人街人行道两旁周末嘈杂的市声也沉静下去了，整条巷子变得十分冷清，光线灰蒙蒙的，几乎带点淡绿色。
  街的右面还是那家老的理发店，是阿福开的，我注意到他还是在用电推子给顾客修剪络腮胡子。街的对面还是一连串的住家连店铺，其中一家专替顾客运送祖先纪念物到大陆，赚点服务费。街的尽头是一家算命店的前门，窗子上贴着一张手写的招牌，声称“数字最幸运，算命最吉祥”，但挂在门上的牌子却写着，“暂停营业”。
  我穿过那扇门的时候，黄色的窗帘沙沙作响。突然出现了一个小姑娘，她双手按在玻璃窗上，两眼死死地盯住我，神色忧郁。我向她招招手，但她没有反应。我觉得，她看我的眼神，好像我不是属于这儿的人。
  现在我已经来到了离花店没几间门面的三福贸易公司，它的货架上堆满了各色各样的能带来好运的护身符、瓷器和木雕的神像。打我能记事的时候起，我就管这地方叫神仙店。它也卖佛教葬礼上用的那些东西，什么纸钱啦，纸珠宝啦，香烛啦，等等。
  “嗨，珍珠！”是店主洪先生在跟我打招呼，叫我进去。我小时候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还以为三福就是他的名字哩。后来我才知道，在广东话里，三福就是“三次祝福”的意思，据我母亲──或者不如说，据她的香港顾客们说，“三福”的发音听起来像是在开玩笑说“傻乎乎”。
  我母亲曾说过，“我早就劝他改个名字，那样运气会更好些。可他说他的生意已经够好啦。”
  “嗨，珍珠，”我一进门，洪先生就说，“我已经给你母亲准备了一些东西，明天葬礼上要用的。你替我带给她，好吗？”
  “没问题啦。”他递给我一包软乎乎的东西。
  我猜，这就是说，姨婆的葬礼将以佛教的方式举行。尽管她加入第一华人浸礼会已有好多年了，但在我父亲去世之后，她和我母亲就不再参加活动了。无论如何我认为姨婆从来没有放弃过她的其他信仰，那倒不一定是佛教的，只要能消灾降福的迷信仪式她都坚信不疑。
  以前每当进她的屋子，我总是爱玩她的祭坛，一个红红的小寺庙，里面摆着中国神像，前面是一个仿铜的香炉，插满了点燃的香，旁边供奉着橘子、幸运牌香烟、飞机上出售的小瓶约翰尼牌红威士。这一切都很像降生在马槽上的基督的中国翻版。
  此刻，我已经来到了花店门口。它坐落在一幢三层楼房的底层，只有一个小型车库那么大，看上去又熟悉，又凄凉。红框店门上的防盗铁框已锈蚀不堪，玻璃窗上用中英文合写着“丁和花店”几个字，但很容易被人忽略过去。因为花店坐落的地方太偏僻，看上去总是黑洞洞、局促促的，今天也还是那个样。
  所以，我母亲和海伦舅妈选择的地方实在不能说是闹市区，但看来她们干得还蛮不错，从某种意义上说，简直是棒极了。毕竟，这么多年来，她们几乎没有赶过时髦，也没有使这地方变得更具有吸引力。我打开门，铃声叮当作响。一股刺鼻的扼子花香扑面而来，这种气味总是使我联想到殡仪馆。室内光线幽暗，只有一支日光灯管吊在现金出纳机上方，我母亲就在那儿，她站在一只小脚凳上，以便能从柜台上照看到外面，鼻梁上架着一副从廉价商店买来的老花眼镜。
  她正在用中文打电话，话说得飞快，一面不耐烦地打手势叫我进去等着。她的头发从后脑直垂下来打成一个结，一丝不乱。今天，这个纽结由于加上了一□假发而变得更加浓密，她管这假发叫“马尾巴”，只有在重要的场合才戴上它。
  实际上，凭她那尖声的大嗓门和一连串否定词“勿一勿一勿”，我就能断定她正在用上海话，而不是用普通话踉对方争论著。这就严重了。争论的对象很像是附近的一位鲜花供应商。我母亲一面按着计算器上的数字，一面大声地报着计算结果，好像这些数字就是法典。
  她按了一下现金出纳机上“停止营业”的按钮，抽屉一弹出，她就抽出一张折叠着的发票，劈里啪啦地用肘子猛地把它掀开，然后报出一连串数字。
  “勿！勿！勿！”她毫不让步。
  这个现金出纳机通常被用来存放一些杂物，用我母亲的话来说就是“鸡零狗碎”的东西。出纳机已经坏了。我母亲和海伦舅妈初次买下这房子和所有家产时，她们马上就发现，每当交易额加在一起里面出现一个“9”字，整个出纳机就卡住不动了。尽管如此，她们还是决定留下这个出纳机。我母亲对我解释道，这是为了“防盗”。一旦她们遭劫（这类事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生过），强盗只能抢走小抽屉里的四个美元和一堆小钱。大笔的钱放在柜台底下一把破茶壶里，那茶壶放在一个少了插头的电炉上，壶嘴已经摔断过两次，是用胶水勉强粘上去的。我猜，她们想没有人会在抢劫商店时想到要一杯冷茶的。
  有一次我对我母亲和海伦舅妈说，强盗决不会相信店里只有四个美元的。我认为她们至少得放二十个美元在现金出纳机里，这计谋才行得通。但我母亲认为二十美元给强盗太多了。海伦舅妈也说要费那么多钱她会“急出病”来的──既然如此，要这计谋干吗呢？
  当时，我很想自己出二十美元来证明我的观点。但转念一想，有什么好证明的呢？此刻当我环顾店堂时，我想，也许她们是对的。谁会跑到这儿来抢几个比公共汽车票钱多不了多少的钱呢？这地方凭它的老样子就能防盗。
  店堂里还是灰不溜秋的水泥地，跟二十五年前一模一样，只不过现在地面已经被磨得又滑又亮。柜台上铺着同样的装饰纸，两边是绿白相间的竹叶格子花，上面是木纹纸。甚至连我母亲正在用的电话机也还是同一架老式的黑机子，带圆盘的拨号盘，话筒线是棉包线制的，不能伸缩，也不会卷起来。那么多年来，石灰墙壁已经泛黄，斑驳不堪，1989年的地震又给它增加了裂缝。总之，这地方整个看起来把蜘蛛网的零落和腐叶土的霉味全占了。
  “好，好。”我听到母亲说。看来她已经和那位供应商达成了妥协。终于，她搁下了话筒。尽管我们从圣诞节以后几乎有一个月没见面了，但我们还是没有拥抱和亲吻，而去看菲力的双亲或他的朋友时，我们通常是要这么做的。母亲从柜台边走了过来，口中嘟哝着，“你想得到吗？这家伙居然骗我！想要我付一笔额外的运费。”她指指脚下的一个盒子，里面装的是铅丝、透明胶纸和一些绿的蜡光纸。“上星期他忘了送来，这可不是我的错。”
  “多少额外的费用？”我问。
  “三美元！”她嚷道。我大吃一惊，想不到我母亲会为这几个美元而大动肝火。
  “算了吧，不过三个美元嘛──”
  “我倒不在乎这几个钱！”母亲气冲冲地说，“他在骗我，这是不对的。上个月，他也想再加一笔额外的费用。”我想她准又要开始跟我大讲特讲她上个月发生的战斗了。忽然，门口出现了两个穿着体面的金发女子，正朝里面东张西瞧。
  “开开门好吗？你俩谁会说英语吗？”其中一个用德克萨斯口音问。
  我母亲顿时满脸堆笑，连连点头，做手势叫她们进来。“请进，请进。”
  “啊，不麻烦你们了，”其中一个说，“你能告诉我们幸运饼干店在哪儿吗？”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我母亲的脸已经拉下来了，她连连摇头，说：“听不懂，不会说英语。”
  “你干吗这么说呀？”那两个女人转身走入巷子时我不禁问道，“想不到你这样讨厌外地游客。”
  “不是讨厌外地游客，”她说，“那饼干店的女人有一回对我很凶，我干吗给她介绍生意？”
  “这里的生意怎么样？”我有意把话头岔开，以免这场谈话马上变成对那个住在街另一头的饼干店的女人的全面攻击。
  “要命啦！”她说着，指指店里的存货。“这么多生意真把我忙死啦。你瞧，光今天早上，我一个人就干了这么多。”
  我看看周围，没有流行的插花，也没有标有拉丁文名字的进口货。我母亲打开通向冷藏室的玻璃门，那儿以前是放苏打水和啤酒的。
  “瞧见了不？”她说着，给我看满满一货架用康乃馨制成的别在钮孔上的花和胸花，全都整整齐齐地按颜色深浅排列成行，有白的、粉红的，还有大红的，毫无疑问，是准备今晚给我们大家戴的。
  “还有这个。”她接着说。第二个架子上塞满了乳白色的玻璃花瓶，每一只都只放一朵含苞的玫瑰、一片棕榈叶、一些满天星花。这类插花可以送给动手术住院的亲人。当你很久不去探望，不知道病人是否还在住院时，送这类花最合适。我父亲刚进医院那会儿和临死以前就收到过不少这类花。“行俏得很。”我母亲说。
  “我还做了这个，”她说着，指指最底下的一个架子，里面有半打供桌上摆设用的装饰花，“有些是今晚用的，还有些是为一个退休告别宴会做的。”我母亲解释道。大概是见我脸上的表情一般，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