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不得不讲：“我还发烧哩。”
  她已经在拧我这个胖小子了：“这儿？是这儿吗？”
  按照游戏规则，而且也因为真的很痛，我叫了起来。现在，我们又换了一个花样来重复这种游戏。图拉可以钻进薄木片被子里去，因为她生病，所以我必须把我的小拇指放在她嘴里测温度。现在，就连这个游戏也完了。我们玩了两次相互瞅着、不准眨眼睛的游戏。图拉又赢了。因为没想出别的游戏来，所以我们现在又玩一次不讲话游戏。图拉赢了一次，现在我赢了，因为图拉在做游戏时打破了沉默。她从呆板的、光线由下往上照着的脸上，用十根皮薄如纸的淡红色手指发出嘘声：“有人在屋顶上爬，听到了吗？”
  她吹灭了蜡烛。我听见木材仓库屋面油毛毡的嚓嚓声。这是一个很可能是穿着胶底鞋、走起路来一步一顿的人干的。哈拉斯已经在发出狺狺声。胶底鞋顺着油毛毡一直走到屋顶边缘。我们——图拉在前面——顺着相同的方向，往厚木板上爬。他正好站在狗舍上面。我们在他下面，在屋顶和码起来的厚木板之间只有很小的空间。他坐着，让双腿在檐沟上面晃来晃去。哈拉斯仍然在下面发出狺狺声。我们透过屋顶和仓库边缘之间通风的裂缝偷看。图拉的小手可以穿过裂缝拧他的这一只或者那一只腿。现在，他低声说道：“听话，哈拉斯，听话。”我们没看见那个低声说“听话，哈拉斯，听话”和“你趴下，趴下”的人，只看见他的裤子；但是，他背对一弯新月而投到院子里的那个影子，我敢打赌，那是瓦尔特·马特恩的影子。
  马特恩扔到院子里的是肉。我对图拉耳语道：“肯定是投毒。”可是，图拉一动也不动。现在，哈拉斯用嘴碰肉块，而这时，马特恩在屋顶上给下面的狗打气：“现在吃呀，吃呀，吃呀！”哈拉斯扯着肉块，把它抛开。尽管它是一条老狗，已经有十三年零几个月的狗龄，但它并不想吃，它想玩。
  这时，图拉从屋顶与仓库墙壁之间的缝隙里不止一次轻声地说，更确切地讲，是用平常呼唤“哈拉斯”的声音说：“抓住，哈拉斯，抓住！”而我们的哈拉斯先是歪着脑袋，然后才狼吞虎咽，吃了一块又一块。
  胶底鞋在我们头上嚓嚓嚓地匆匆穿过屋面油毛毡，朝邻近的院子走去。我敢打赌，这就是他。如今我知道：这就是他。
  亲爱的图拉：
  我们带着你的钥匙走进屋子。哈拉斯还要吃肉，没有像往常那样跟着我们跑。在楼梯间，我拍掉身上的锯末，缠住你不放：“为什么让哈拉斯吃肉，为什么？”
  你在我前面，在离我一层楼的地方说：“它并没有听他的话呀，是不是？”
  我在你后面十级台阶远的地方说：“可要是里面有毒呢？”你站在已经比我高了一个楼梯平台的地方说：“那它就死了。”
  我隔着拾级而上的楼梯扶手说：“可是为什么？”
  “就是为这个！”图拉带着鼻音笑着走了。
  亲爱的图拉：
  我无牵无挂地睡了一夜，没有做特别的梦。第二天，我父亲把我叫醒。他非常伤心地哭着说：“我们可爱的哈拉斯死了。”就连我也哭了起来，赶忙穿上衣服。兽医来了，出具了一个证明：“该狗本来还可以活三年，真可惜。”我母亲说：“这个演员过去是共产党，老在院子里逛来逛去的。这件事不是他干的，还有谁？”当然，她是边说边哭。有人怀疑费尔斯讷…伊姆布斯。
  在佩隆肯与布伦陶之间的警察局警犬墓地里，哈拉斯得到了它那参观者络绎不绝的墓穴。我父亲告了状。他提到瓦尔特·马特恩和那个钢琴家。伊姆布斯遭到盘问，可是他在案发时正同参议教师布鲁尼斯下棋，鉴赏云母石，还喝了两瓶摩泽尔葡萄酒。瓦尔特·马特恩也同样准备了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明。对他提出的诉讼陷入了僵局。两天之后，战争在但泽、在朗富尔、也在其他地方开始了。瓦尔特·马特恩挺进波兰。
  图拉，不是你——
  不过，我可是差一点儿就见到元首了。他用啪啪声和隆隆声宣告自己的到来。所有的大炮在九月一号几乎都朝着四面八方射击。两个木工伙计把我带到我们出租房屋的屋顶上。他们在光学仪器发售商塞姆劳那里借了一个望远镜。战争看起来滑稽可笑，令人失望。我只看到射击——奥利瓦森林冒着一团团絮棉似的云雾——我从来就没有见到弹着点。只是当俯冲轰炸机掠过新航道，后面拖着一缕青烟，在望远镜里显示出那就是韦斯特普拉特时，我才相信，这并不是闹着玩儿。可是，我刚从屋顶上偷偷往埃尔森大街上一看，便清清楚楚地看到买东西的家庭主妇、在阳光下四处乱跑的小孩和猫儿，我弄糊涂了：也许我们只不过是玩玩而已，明天新学期又要开始。
  可是喧闹声大得惊人。那些俯冲轰炸机——十二架罗圈腿式轰炸机，肯定会让我们的哈拉斯变得沙哑；可是我们的哈拉斯已经死了。这条牧羊犬并非死于犬瘟热，有人用放了毒药的肉毒死了它。那时，我父亲流下了男人特有的泪水，让他那外层颜色欠佳的雪茄冷冰冰地含在嘴里。他若有所失地同无所事事的木工学徒站在裂开的桌旁，无法从挺进波兰的德意志帝国部队那儿得到安慰。甚至就连广播电台的消息，就连特切夫、霍伊尼采和图霍拉——可以说科施奈德赖——都已掌握在德国人手中，也未能给他带来丝毫安慰，尽管他的妻子和波克里弗克一家，也就是所有出生在科施内夫伊的人都在对着木工作坊院子大声欢呼。他们欢呼着：“现在占领了佩茨廷，又占了施朗根廷，还有利希特瑙和格兰瑙。弗里德里希，你听，几个钟头前他们就已经开进了奥斯特尔维克！”
  对于木工师傅来说，真正的安慰是在九月三号才由一个身穿军服的摩托车手带来的。信使带来的信上说：元首和帝国总理莅临被解放的但泽市，希望认识该市立下功勋的市民，也希望认识木工师傅弗里德里希·利贝瑙，因为正是用他的牧羊犬哈拉斯配种，产下了元首的牧羊犬亲王。亲王这条狗现在也在城里。木工师傅利贝瑙可能在某个时候到达措波特疗养大楼前，在那里向值勤的副官——党卫军分部首脑某某求教。用不着带哈拉斯这条狗，不过，允许带一名家属，最好是带一个孩子陪同前往。要求出示身份证。要身穿制服，或者是干净的日常便服。
  我父亲选了他星期天才穿的服装。我这个必不可少的家庭成员反正三天来都是穿少年队的队服，因为到处都在出事。我母亲给我梳理头发，一直梳到头皮发痒。父亲和儿子都收拾得整整齐齐。当然，我们离开住宅时，楼梯被所有的邻居挤得水泄不通。只有图拉不在场，她在新航道搜集榴弹碎片。可是在外面，所有的窗户都充满了好奇和羡慕的目光。在斜对面的股票房里，布鲁尼斯住宅的一扇窗户洞开着，身材苗条的燕妮神情激动地向我挥手，但是参议教师布鲁尼斯却没有露面。我久久地惦念着他那长满结节的脸。当我们已经在空着的公务车上，在身穿制服的司机后面坐下来时，当埃尔森大街走完时，当我们将玛丽亚街、小锤公园和栗子路扔到后面时，当我们走到繁华的街道上，然后来到措波特大道上，朝着措波特方向迅速驶去时，我脸上仍然没有任何表情。
  除了坐公共汽车外，这是我第一次坐真正的小汽车。还在路上，我父亲就弯下腰来，冲着我的耳朵大声讲道：“这是你一生中的一个伟大时刻。把眼睛睁得大大的，你就会什么东西都看得见，以后就可以给人讲这些事了。”
  我把眼睛睁得很大，迎面吹来的风把眼泪都给吹出来了。就是现在，在我完完全全按照父亲的意思，也同样按照布劳克塞尔先生的意思，讲述我圆睁双眼将它们吞下去，然后作为回忆积累起来的事情时，我的眼睛仍然感到疲劳，变得潮润。当时我担心，我很可能泪眼模糊，看不清元首。如今我必须尽力，别让那时的任何东西由于泪眼朦胧而变得模糊不清。当时那些东西笨手笨脚，身穿制服，旗帜飘扬，阳光照耀，具有世界意义，汗流浃背，实实在在。
  当我们从公务车上下来时，措波特疗养大厦和格兰德饭店使我们变得非常渺小。疗养地的花园已被封锁；我们——这些居民就站在那后面，他们的声音已经沙哑。就连通往大门的宽阔斜坡也由双岗把守，不让通过。元首不得不三次停下车，从旁边伸出手来，挥动着一张纸。我忘了讲大街上的旗帜。在我们这儿，埃尔森大街上已经挂满了长长短短的囗字旗。一些穷人，或者说一些俭省人，这些人不能或者不愿做正规的旗子，便把小纸旗塞进栽花的木槽当中。一个旗架空着，它危及到所有插上旗子的旗架，这个旗架是参议教师布鲁尼斯的。不过我相信，在措波特，所有的人都升了旗。不管怎样，看起来是如此。有人在格兰德饭店三角墙上那扇圆形窗户通往饭店正面的右角上栽了一根旗杆。那面千字旗经过五个楼层，直挂到接近大门的地方。这面旗子看起来很新，几乎没飘动，因为饭店的大门一侧背风。要是我肩上扛着一只猴子就好啦，这只猴子也许会顺着旗子往上爬，爬五层楼高，爬到旗子最上面。
  一个身穿制服、歪戴着缩了水而显得太小的鸭舌帽的巨人在饭店大厅里接待我们。他领着我们经过使我膝盖发软的地毯，斜穿大厅，穿过这个闹哄哄的地方。人们来来往往，轮流换班，相互通报，递交东西，接受东西——全是胜利和有若干个“零”的俘虏数字。有一个阶梯通向饭店的地下室。在右手边，给我敞开了一道铁门：在格兰德饭店的防空掩蔽所里，已经有好几个立下功勋的市民在等待。在我们身上进行了搜查，在电话查问之后，允许我保留我的少年队旅行刀。我父亲必须交出他那把精致的小折刀，平时他用这把刀切断他那外层颜色欠佳的雪茄烟上的凹痕。在立下功勋的市民当中，有那位来自奥拉的勒布先生，在那时因为同样的目的从许德尔考来的特克拉就是他的狗。特克拉同哈拉斯产下了亲王。所有这些立下功勋的市民，也就是我父亲，勒布先生，几位戴着金色党徽的先生，四五个身穿制服但是都比我大的男孩，我们大家都静悄悄地站着，在进行预习。电话铃响了多次：“没问题，是的，队长，可以进行！”在我父亲交出他的小折刀之后大约十分钟，他又得到了小刀。那个巨人和值勤副官说了一声“大家注意听”之后，开始进行解释：“元首现在不能接见任何人。有许多伟大的重要任务要完成。现在必须往后退，保持沉默，因为在所有的战线，武器都在代表我们大家讲话，这就是说，也代表您和您以及您！”
  他立即开始非常熟练地散发元首那明信片大小的照片。亲笔签名使这些照片成为无价之宝。我们已经有了这样一张亲笔签名的明信片；可是第二张明信片——这张明信片就像第一张那样，放到玻璃下面，放进了一个镜框里——表现的是一个比第一张明信片更加严肃的元首：他身着军灰色服装，没有穿巴伐利亚民族服饰的上装。
  大家已经从防空掩蔽所里蜂拥而出，有的感到轻松，有的感到失望。这时，我父亲同值勤副官打招呼。我真佩服他的勇气；不过，在木工同业公会和手工业者同业公会中，他也是以此出名的。他出示纳粹党省党部首脑的一封陈年旧信——当时哈拉斯还乐于交配——给这位副官作了一次有关该信前后情况的简短、实际的报告，机械地背诵出哈拉斯的谱系来——佩尔昆、森塔、普鲁托、哈拉斯和亲王。副官看来兴致勃勃。我父亲最后说：“既然现在牧羊犬亲王正在措波特，我请求允许我看一看这条狗。”结果允许我们看一看；就像允许我们一样，也允许那位怯生生地站在一旁的勒布先生看一看。在饭店大厅里，这位值勤副官向另一位同样魁梧的、身着制服的军官挥手，要他过来，给他作了一些指示。第二个巨人有一个登山运动员的脸膛，他对我们说：“你们跟我来。”勒布先生踮着低帮鞋的鞋尖走过地毯。我们穿过一个大厅，在厅里有十二台打字机在发出嗒嗒声，有更多的电话在使用。一条通道好像没有尽头，走了好多道门。人们迎面而来，夹着公文，赶紧让开。勒布先生对每一个人都打招呼。在一个门厅里，六把有圆形雕饰的沙发椅围着一张沉重的椴木桌子。木工师傅的目光在拍击着这些家具。是贴木板和镶嵌细工。三面墙壁全装上了厚重的框架，画着果品、狩猎生活和农村生活情景的美术作品。第四堵墙安装的是玻璃，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