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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半开着的窗户后面，我不敢肯定，钢琴家是否比我更清楚。马特恩在威胁。他在沙发上把牙齿咬得格格作响，伊姆布斯紧紧抓住一沓乐谱。马特恩在有绿色电灯光的音乐室里跌跌撞撞。有一次他抓住金鱼缸，把一些水洒向有花的裱糊纸，却没有觉察到，他洒的只是一些水。可是，当想要把大沙钟同他的烟斗一起摔坏时，他却抓住了瓷器芭蕾舞女演员。那条保持平衡的阿拉贝斯克腿在失去平衡之后，掉到了柔软的乐谱上面。马特恩表示歉意，答应要修好损坏的地方。可是，伊姆布斯却亲手用一种叫做“万能胶”的粘合剂把它补好了。瓦尔特·马特恩想帮忙，可是钢琴家在房间里把身子弯得很低，拒绝他帮忙。钢琴家给他冲茶，拿照片给他试看。燕妮穿着硬撅撅的芭蕾舞裙，站成阿拉贝斯克舞姿，近似于瓷器芭蕾舞女演员，不过腿没有受伤。马特恩看得更多的不是这张照片，因为他嘟嘟囔囔地说的并不是穿着银色舞鞋、立在足尖上的东西。常见的问题是：“在哪儿？我可不是好对付的。赶快动身，什么话也别留下。快走，别磨蹭。我曾经四处打听，甚至在木工巷和希温霍尔斯特都打听过。那个女人，那个黑德维希·劳在这个时候已经结了婚。她说，她已经断绝了同他的各种联系，已经断绝了……”
  瓦尔特·马特恩砰的一声撞开半掩着的音乐室窗户，拼命爬过外窗台，把我推到丁香花丛中去。我刚站定，他就已经接近那个弄得乱糟糟的半圆圈了。这个半圆圈表示那根链条的有效范围，这根链条在白天把我们的哈拉斯拴在木材仓库。
  哈拉斯仍然喜欢咬人，仍然是那么黑，只是在眼睛上方有两个灰白色的小岛。上唇的下垂部分也合得没有从前那么紧了。瓦尔特·马特恩刚离开丁香花小园圃，哈拉斯便跑出了茅屋，把链条拉得紧绷绷的，一直接到那个半圆圈。马特恩敢于走到离哈拉斯一米远的地方。哈拉斯在喘气，马特恩在找一个词儿。可是这当儿，圆锯或者凿榫机的声音传到了他耳里。瓦尔特·马特恩在圆锯和凿榫机的声音之间找到了那个词儿，他把它拣起来嚼得粉碎，趁它还含在牙齿之间尚未消失时，对我们的黑牧羊犬说：“纳粹！”他对着我们的哈拉斯说道：“纳粹！”
  亲爱的图拉：
  这种拜访持续了一个星期，或者说一个多星期。马特恩带来了那个词；哈拉斯头朝前站着，因为木材仓库把它拴住了。我们——你、我以及有时候还有燕妮，我们这些占地不多的人就住在这个木材仓库里。我们眯缝着眼睛，跪在窥视裂口后面。在外面，马特恩也同样跪下来，这对狗在立正。人脑袋对着狗脑袋，两者之间隔着一个孩子头大小的空间。这儿，是时高时低但却是强忍着的猜猜声；那儿，海沙的沙沙声压过砾石的嚓嚓声，紧接着就是那个词：“纳粹，纳粹，纳粹！”
  幸好，除了我们在木材仓库里的人之外，没有人听见这个压低声音说出来的词。可是，朝向院子的窗户全都在偷看。“这个演员又来了。”每当瓦尔特·马特恩来看我们的哈拉斯时，邻居们总要从一个窗户到另一个窗户地传说。奥古斯特·波克里弗克倒是该把他从院子里捧走，可是就连工长也认为，他跟这种事毫不相干。
  这时，我的木工师傅父亲径直穿过院子。他把一只手放在口袋里；我敢肯定，他手里拿着样凿。他在马特恩身后停下来，把空着的那只手郑重其事地放到马特恩的肩膀上。他大声嚷着，好让站在出租房屋窗户前的人和站在各个楼层窗口的伙计都听到：“您马上住口，别惹狗！您离开这儿！您又喝醉了。您应该感到害羞！”
  我父亲用他那木工师傅的手一抓，就把马特恩提了起来。马特恩无法让自己咄咄逼人，用地道的演员方式神秘莫测地盯着他。我的父亲圆睁双眼，炯炯有神，相形之下，马特恩的目光显得呆滞。“好啦，您只管瞧吧，那儿是院子大门！”可是，马特恩却穿过丁香花小园圃，往钢琴家费尔斯讷…伊姆布斯的音乐室走去。
  有一次，马特恩没有经过钢琴家的住宅离开我们的木工作坊院子。这时，他在院子大门口对我父亲说：“您的狗得了犬瘟热，您还没有发现？”
  我父亲口袋里揣着样凿，说：“这件事有我哩，您就不用操心了。这条狗没有得大瘟热，倒是您喝得酩酊大醉。您休想再到这儿来！”
  木工伙计在他背后大声怪叫，我们手拿水平尺和旋转式钻机威胁他。尽管如此，我父亲还是请来了兽医。检查结果表明：哈拉斯没有得犬瘟热。无论是眼睛还是鼻子，都不分泌粘液，没有任何东西使眼睛变得模糊，进食后也不呕吐。尽管如此，还是给它灌了酵母药剂：“天知道是怎么回事！”
  亲爱的图拉：
  那时，三七至三八年的演出季节可能已经结束，燕妮给我们讲：“他现在在什米林剧院工作。”他在什未林没呆多久，就到莱茵河畔的杜塞尔多夫去了。就连这件事，我们也是从燕妮那儿听到的。因为他们在什未林很快就把他解雇了，他无法再到杜塞尔河畔或者别的地方演戏。“这种事到处都在传。”燕妮说。在下一封信里顺理成章地写着：他在电台工作，当少儿节目播音员；他订婚了，不过这长不了；他仍然不知道埃迪·阿姆泽尔在哪儿，不过他可以肯定，这个人在某个地方；另外，他不再醉酒了，而是重新从事体育活动，像从前在五月份那样，打曲棍球，甚至打拳球；他同朋友们交往，这些人全是过去的朋友，他们同他一样感到厌烦；可是天主教教义全是他妈的胡扯蛋——信中写道——他在那儿，在诺伊斯和玛丽亚·拉赫结识了几个神父，简直令人作呕；也许很快就会爆发战争；瓦尔特·马特恩想知道那条黑狗是否还在——可是费尔斯讷…伊姆布斯没有答理他。
  亲爱的图拉：
  这时，马特恩坐火车来到朗富尔，看一看我们的哈拉斯是否还在。他突如其来但又是不言而喻地站在我们的木工作坊院子里——打他上一次来过之后，仿佛不是过去了几个月似的——他穿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他围着一条英国围巾，扣眼里插着一朵红丁香花，短发，喝得酩酊大醉。他在火车上事事小心，或者说在老远的地方就不动声色。他再也不跪在哈拉斯面前，也不从牙缝里挤出那个小词儿。他朝院子里叫唤着。他指的不仅仅是我们的哈拉斯；这个词卡在站立于窗口的邻居们、我们的伙计、工长和我的父亲的喉咙里。因此，所有的人都消失在他们那两间半的住房里。伙计们在安装门窗上的合叶。工长开动了圆锯。我父亲去开凿榫机。听说没有人愿听到这个词。奥古斯特·波克里弗克在搅拌木工胶。
  最后只剩下哈拉斯，瓦尔特·马特恩对我们的哈拉斯说：“你这只黑色的天主教猪猡！”他发狂般地发泄着，“你这只天主教纳粹猪猡！我要把你剁成狗肉丸！你这个多明我会修道士！你这只基督狗！我活了二十二个狗年月，还没有做任何永垂不朽的事情……你就等着瞧吧！”
  这个年轻人片刻不停地对着凿榫机和圆锯大吼大叫。费尔斯讷…伊姆布斯抓住这个暴跳如雷的年轻人的衣袖，把他扶进音乐室，给他倒上一杯茶。
  在许多住宅里，在各个楼层，在机器间，都在念警方的通告，但是没有任何人说他的坏话。
  亲爱的图拉：
  瓦尔特·马特恩从三九年五月到三九年六月十七日，都被拘留在杜塞尔多夫警察局的地下室里。
  把这件事当做流言蜚语低声告诉我们的不是燕妮；我闭门研究，从文件上证实了这件事。
  他在杜塞尔多夫的玛利亚医院躺了两个星期，因为有人在警察局的地下室里把他的几根肋骨打断了。他得扎好长一段时间的绷带。他要笑出声来并不感到吃力，但却不能笑。他的牙齿一颗也没有被打掉。
  这些细节，我用不着闭门研究，所有这一切，在一张风景明信片上明显可见。这张明信片在建筑的正面表明，那是杜塞尔多夫的兰贝尔图斯教堂，当然没有提到警察局的地下室。这张明信片的收信人不是钢琴家费尔斯讷…伊姆布斯，而是奥斯瓦尔德·布鲁尼斯参议教师。
  是谁把瓦尔特·马特恩送进了警察局地下室呢？什未林市立剧院总监并没有告发他。之所以要解雇他，并不是因为他政治上不可靠，而是因为他老是醉醺醺的，不能在什未林继续当演员。我没费吹灰之力就了解到了这个得花好大力气才能研究清楚的情况。
  那么，为什么瓦尔特·马特恩在拘留所里又只呆了五个星期呢？为什么只是几根肋骨被打断，而牙齿却安然无恙呢？如果他不是自愿报名参加德国国防军的话，那么，他恐怕是出不了警察局地下室的。他那但泽自由市的护照救了他。他身穿便服，仍然隐隐作痛的肋骨上揣着入伍服役的通知书，被送回了他的故乡。他在那里，到朗富尔…霍赫施特里斯的警察局营房报到。在允许他们穿上军服之前，瓦尔特·马特恩和几百个来自德意志帝国的老百姓有足足八个星期不得不同吃一锅饭。战争尚未发生。
  亲爱的图拉：
  在三九年八月，两艘班轮已经停泊在韦斯特普拉特对岸了；在我们的木工作坊里，已经在把军用棚屋和双层床的成品件拼起来。八月二十七号，我们的哈拉斯快要死了。
  有人毒了它，因为哈拉斯并没有得犬瘟热。瓦尔特·马特恩曾经说过：“这条狗得了犬瘟热！”就是他给它吃了灭鼠药——砒霜。
  亲爱的图拉：
  你和我，我们都可以作证，证明是他干的。
  那是从星期六到星期日的一个夜晚，我们坐在木材仓库里，坐在你的藏身之处。厚木板、四棱形木料和胶合板经常运来运去，你的住所居然一点事儿也没有，你是怎么安排的呢？
  很可能奥古斯特·波克里弗克知道他女儿的藏身之处。在运送木料时，他独自一人坐在仓库里，指挥插进长木料，注意别让一堆平放的厚木板把图拉的庇护所盖住了。没有一个人，就连他也不敢动一动她住所里的财产。没有人戴她的刨花假发，睡她的刨花床，把编织的薄木片盖在自己身上。
  晚饭后，我们搬进了木材仓库。本来我们想带燕妮去，可是燕妮累了。我们非常理解她，在下午训练和排练之后，她必须早早上床，因为甚至连星期天她也要排练。要排练《被出卖的新娘》，到时候有很多波希米亚舞要跳。
  所以，我们俩坐在黑暗当中，玩不讲话游戏。图拉赢了四次。奥古斯特·波克里弗克在外面解开了狗脖子上的链条。它用爪子抓仓库的墙壁，抓了好久。它轻声哀鸣着，想到我们这儿来，可是我们想单独呆在一起。图拉点燃一支蜡烛，戴上她的刨花假发。她的手在火焰的映照下恰似羊皮纸做成的。她坐在蜡烛台后面裁缝的坐位上，把刨花假发朝前飘垂的头挪到火焰上去。我多次讲：“该停了，图拉！”好让她能继续玩她那干燥得一点火就着的小把戏。有一次，一大块薄木片发出劈劈啪啪的响声，不过，木材仓库并未发生冲天大火而化为灰烬，也并未提供“朗富尔木工作坊损失惨重”这样的本地新闻。
  现在，图拉用双手取下假发，而我则必须躺到用刨花铺成的床上去。她用编织起来的被子盖在我身上。这床被子全是特别长的刨花，是伙计维施内夫斯基从长木料上刨下来的。我是病人，所以必须觉得自己是在生病。本来嘛，我做这种游戏，年龄显得太大了。可是图拉喜欢当医生，更何况有时候生病也给我带来乐趣。我沙哑着嗓子说：“大夫先生，我觉得自己病了。”
  “我不信。”
  “可是大夫先生，我到处都不舒服。”
  “哪儿是到处？”
  “到处，大夫先生，到处！”
  “这一次是脾脏吗？”
  “脾脏、心脏和肾脏。”
  图拉用放在薄木片被子上的手触诊道：“那么您患的就是糖尿病。”
  现在我不得不讲：“我还发烧哩。”
  她已经在拧我这个胖小子了：“这儿？是这儿吗？”
  按照游戏规则，而且也因为真的很痛，我叫了起来。现在，我们又换了一个花样来重复这种游戏。图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