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的文字。十分可观。以后会没有文字。再也没有必要。要写的那本书也将是要消失的那本书。这本书不会出版，因为正如人们已经知道的那样，您于1996年3月3日去世了。
  尽管如此，还是得写书。书还是得写。“别像个英雄那样一言不发，不，恰恰相反，要写得越简单越好，文字怎么样别去管它。别绞尽脑汁咬文嚼字，没有什么可找的。我知道，我什么都知道。不，别这样。随心所欲，听其自然。您看我是怎么做的。我什么都不管，人们跟我谈起杜拉斯风格，问我：‘您是怎么写的？’等等……我恰恰是什么都不管，只管写。这就完了。没有什么神圣的东西，文字、您、我都不神圣。神圣是另一回事，是偶然达到的，有时，人们是不经意达到的。句子写成了，什么都不愿说，它想说的不是人们感觉到的东西。有时，它十分清楚地展现了某些东西。”
  《印度之歌》中的声音：“灯光明亮得……”
  是的，《印度之歌》中的声音，我很喜欢。是我创作出来的。是我把它写出来的。是我把它拍成电影的。还有那个永不结束的舞会，副领事的叫喊。您看，有时是在一个简单的句子边兜圈子。“灯光明亮得”或别的什么的。我想跟您一样，设身处地，第一次来到这里，来到这小岛。这些日常谈话所用的语言，现在却被写了下来。啊，是的，有时，人们以为看见了别的东西，听见了您所说的那种虚空。也许。我写，我只写作。其他的我都不知道。
  您会说出什么东西能接近“绝对”这个词。
  巴尔塔扎尔。
  目光，只有在张望的目光。并想跟我们呆在一起，不离开我们，爱我们。
  我明白了。
  我看着您。
  我们在写。
  在写“巴尔塔扎尔”这个名字。
  “只要一个名字就够了。只需一张脸，看着全世界。全世界都被写下来了。没必要去东京，没必要，呆在您自己的房间里吧。写。或者什么都不做。
  “呆在那儿，呆在同一个地方，世界会向您走来。它属于您。”于是我便呆在了那里。
  这我知道，从第一天起就知道。
  是的，是这样，而且不仅如此。我们去跳卡洛斯　·　达莱西奥的探戈。来吧，我们去跳舞。让我们跳舞。
  我们跳舞。那支阿根廷探戈，我们跳了又跳，难以克制住自己。当我们听到那曲子，我们便跳起舞来，没法不这样做。我们会想跟谁跳就跟谁跳，也跟您跳。因为我们在那儿，因为我们知道舞还没完。一直跳到最后一个晚上。“去那儿，什么都不管，遗忘，忘掉我。只需听那段音乐，随身体自由活动。您的身体，我的身体，这两具身体一起动。不错，您跳得不错。是的，不会结束，这音乐不会停止。但愿我还跟您在一起，跳最后一个舞，参加最后一个舞会。
  拥有一种完整的爱（1）
  “您忘了。约定的时间到了，我再也没有见到您的脸，再也没有力气抚摸它，再也没力气碰它，把它带在身边。我再也没有力气了，几乎再也没有力气了，我整夜抓住您的手，您的臂。我抓不住了，您像死了一般躺在我身边，躺在这个很快就要死去的身躯，我的身躯旁边。我只能活几个小时了，我在这个世界上和您一起只能活几个小时了。我就要离开您，把您孤零零地扔在这个世界上。我什么都不想，我只感到身边有一个温暖的躯体。那是您的身体。不是您的又是谁的？我看除了您谁也不会在这里。您像往常一样，一言不发。我在众多的沉默中认得出这种沉默。我想：‘在我旁边的是他。’可我忘了您的名字。您叫什么来着？您叫什么名字？我都记不太清楚了。我知道我是杜拉斯。我没有忘记这个名字。当心脏，我的心脏在1996年3月3日星期天上午八点左右停止跳动时，一切都消失了，只剩下这个名字。这个准确的时间是您告诉我的，是您告诉我，告诉全世界的。您宣布了这个消息：杜拉斯死了。杜拉斯死了。
  “别再说什么了。我还抓住您的胳膊，感到您胳膊上的温暖。我仍紧紧地抓着，我不会马上死的，我还有点时间。用来干什么？确切地说，我还可以说些我没有说过、没有写过的什么？我还可以说些什么？告诉我。不，我想，没有遗嘱，突然间再也没有话说了，我找不出话来说。我再也不写了。我知道完了，知道我不会再写，知道杜拉斯已经死了，知道还剩下这具奄奄一息的躯体。它的心还在跳，机械地跳动。它跳着，然后会停止。之后呢？之后，我不知道，我无法思想。不可能思想。假如我们彻底相爱，完全相爱。拥有一种完整的爱，就像某些书中的某些英雄那样。您觉得我们还能做得更好吗？现在还不太晚，决不晚，还有时间。是的，我们可以试一试，我们要写完这本已经开了头的书，这本暂时叫做《待消失的书》的书，这本没有完成的书。
  “我死了挺好，让我死吧！我想一个人呆着。文字，故事，这就够了。我一辈子都在写字、编故事。毕生都在干这事。写书。什么书？完美的书。数百万读者，全世界到处都有，译成了所有的语言。
  “是的，我没忘。我要死了。我没忘记那些年轻的读者，他们将读这些书，读那些我喜欢、您也喜欢的文字，读您的数百封信。1980年夏天之前的，这怎么可能，怎么能想象没有你、没有我的日子？不可能的，这无法想象。人们会忘记这张脸，这我从您脸上看出来了。这是有可能发生的。跟我讲些什么吧！”
  不，我忘不了您的脸，忘不了您的目光。您看着人们看不见的什么东西。这东西看不到，有时却能写出来。文字写出来了，人们看见了某些似乎真实的东西。于是，对，那些书名，那些包含在书名中，包含在杜拉斯这个名字，这个不会消失的名字中的文字，人们可以读了又读。这个可爱的名字，献给热切希望得到它的人。这个名字不属于任何人。这个笔名，这三个字印在所有那些书上，刻在巴黎埃德加…吉内大道蒙帕纳斯公墓的白色墓石上。
  人间和冥界之间，是否有一段截然不同的时间？
  “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让我安静点，回您自己的房间去吧。我想孤零零地死去，像大家一样，是这样的，您无能为力，望洋兴叹，我也如此。所以，您走吧，从现在起，没必要再呆在这里了。去睡上一个小时吧，当您醒来时，一切都将结束，这种事情很平常，全世界时刻都会发生。一个人死了，人们不知道；一本书正在写，人们以后才知道；爱正在做，谁知道这是不是爱，是不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爱，新的爱。他们将热烈相爱，海枯石烂心不变。您还记得吗，‘永远，永远，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你还记得那首极古老的歌吗，《在晶亮的泉水边》？我们俩经常在车中唱，行驶在法国的公路上。您和我在一起，我们唱道：‘永远，永远，我们不相忘’。”
  确实是这样。
  “一切都很好，没有眼泪，什么都没有，没有忧伤，因为这算不了什么。我们一无所知。一切都会好的。我们还将唱着《在晶亮的泉水边》，不是在汽车里，我们可以另外找一个地方，我们去找，您会看到的。我们无所不能。可以创造一切。”
  我回房间睡觉去了。我把您留在您自己的房间里，灯仍然亮着。接着，很快就到了1996年3月3日星期天的八点钟。
  14
  我要离开这个没有您的世界。什么时候？您可知道？别人可知道我这两天就要死？是的，人们知道。早就知道了。然而，人们不能真的这样想，好像只有生是可以想的。死是一件怪事。好像死并不存在。
  所以，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这是您生命中最后几个月发生的事：您越来越疲惫，越来越感到累。身体累，精神上累，这种累进入您全身，直至把您全部淹没，直至让您消失。这种疲惫成了您首先要搏斗的东西，而您，越来越无能为力。很快，死亡胜利了：现在和我一起的生命，慢慢地消失了。生命的剥夺是缓慢的，无法阻止的。我无能为力。您也无能为力。就是这样。有什么东西要停止了。
  事实上，您并没有病，没病。您死于衰竭，您之所以死，是因为在这个世界上看得太多：如巴尔塔扎尔的脸；喝得太多：威士忌、红酒、白酒，所有的烧酒；抽得太多：抽了太多的没有过滤嘴的“金美女”牌香烟；气得太多：世界的不公正、难以饶恕的贫穷、加尔各答的麻风病患者、富人总是越来越富，凡此种种都让您愤怒；爱得太多：情人，各种各样的情人。您作了太多爱的尝试，希望得到全部的爱，而爱恰恰能致人于死命。您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像个共产主义者。您怀着这种必要的理想，相信总有一天，明天，今天，人与人之间能平等相待，把对方当作一个真正的人，像兄弟一样相爱。总有一天，人们将摆脱金钱，摆脱强人法律，不再互相践踏。是的，总有一天，这一切都将结束，再也没有蔑视。您下不了决心就这样扔下这个世界，这个正如您说的那样一开始就被人破坏的世界。
  我跟您说，您之所以死，是因为吃得太多：什么都不在意，不懂得生活，总是那么野蛮，随时随地都要创造点什么东西，在生活中和在书中都拒绝现存的东西；是因为写得太多：您写了太多的东西，每一本书，都让您写得像要死掉一样，手和大脑疲惫不堪。然而，写完之后，您又接着再写新的，写另一本书，另一个故事，同一个故事。我相信，如果不写作，您会成为一个罪人的。您会朝世界上所有的麻风病患者开枪。您会杀死世上的恶人。您会成为一个真正的疯子。
  您将在法国的道路上行走，就像那个女乞丐。您的每本书中都有的那个女人在象山山脉边缘走着，她再也不会说话了。她在闲逛，问路是为了迷路。是的，您会这样的，您会成为那个大卡车中的妇人，她逃离古西收容所，想去看大海，想走到陆地的边缘，投身到汪洋大海之中，离开这个世界，在到达好去处之前还要旅行很长的时间。
  我在世界上所有的首都，在所有旅店的酒吧里都看见您。晚上，您不会去睡觉。“再来最后一杯。”您对酒吧的侍者说。那些穿白制服的男人为了您才在那里的，为了听您吩咐，为您服务，为了照料您，照料我们。您成了这个世界的匆匆过客。中途停了几站，然后又踏上那艘长长的白色邮轮远行。
  拥有一种完整的爱（2）
  我们也许会在雅典或金斯顿某个豪华大酒店的酒吧里偶然相遇。我也很喜欢几小时呆着，什么都不干，毫无目的地喝酒，沉默，看。跟第一个坐在我身边的人聊天。
  您在那儿。您坐在我身边的一张大扶手椅上。故事开始了。她会开始写的。一个新的夏天，没有时间，没有地点，为什么不？一个在时间之内而又在时间之外的夏天。这时间要去创造，要互相创造。我们可以另外称呼自己，选择别的笔名，仍然拿生命冒险。这种现象，全都重新创造，却不知道它早已存在。不知疲倦地重复同一个句子，同一种微笑，一种新的爱情。我们会把这种爱叫做永恒的爱。
  我们会在雅典的那个酒吧里，在英国的那家酒店里喝威士忌，一直喝到早晨。我们不能分开，不能扔下这个已经开头的故事。您记得吗，我们笑得同样多。我们发现我们俩正在写一本关于我们在那里生活的书。
  是，我相信您是这样死的：太多了，什么都太多了。一位年轻的女人对您说：“夫人，您太夸张了。”你问是什么东西夸张？她说：“什么都夸张。”确实，杜拉斯是个夸张的人。这种极端，这种自我放纵，从小皆然。在那边，在小道边，一辈子都这样，每一天都这样。不断地工作、看，试图看到某张脸，您的脸，我的脸，巴尔塔扎尔的脸和所有别人的脸，看森林中的树，听音乐，一直听到疯。听巴赫，直到再也不能听。
  我们以为懂了。我们懂了，然后去做别的事情。我们不能陷入这种状态：弄得明明白白，爱，看着世界的光芒。我们最后什么都看不见了。我们掉进洞中，变得对自己，对别人刻薄起来。我们不想得到拯救，我们什么都不想，甚至不想拯救他人，甚至不想死。也许做得太多了，说得太多了。
  我忘了对我造成的伤害。我活着。书会写完。那些年，我得一言不发地呆在您身边，等待文字，热爱智慧，完全沉默，不作任何评论，在写出的文字和写出的书面前发出惊叹。
  今天，我在独自写作。您看，我也写作了。没有您。我是写来献给您的，而且写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