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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坚持不下去了，精疲力竭。我什么都不明白了。我没有工作，不知道一个人怎么对付。我不知道没有了您，一个人怎么办。我不想没有您，是这样。我不想跟任何人，甚至跟我自己谈起您。我不会真的忘记您，但离那天并不远，因为我厌恶极了，以至于不想看您活着的样子。我回忆起您在巴蒂尼奥勒太平间时的脸，回想起穿着绿大衣和浅色皮鞋、一动不动的躯体，这些我都看见了，它使我确信：您的确死了。您的肉体消失了。再也没有身体要照料、要洗、要喂东西、要抚摸、要爱、要哭、要笑。再也不必奉献了。您的躯体再也不会碰我，把我死死地搂在怀里了。
  没有了，再也没有了。我还活着，而您已被埋在蒙帕纳斯公墓那个极深极深的洞穴之中。我没有别的办法，必须离开尸体。不能把它留在圣伯努瓦路的寓所里，哪儿都不能留。能拿您的尸体怎么办？您一经证实死亡，我就忙开了。得把尸体搬走，让它消失，不该让任何人看见。得由殡仪馆来负责，这是他们的职业，他们知道怎么做。至于我，已经结束了。我不能再为您做什么了。我让您离开了。
  现在，我在圣伯努瓦路的这个房间里，您在蒙帕纳斯公墓。这样说吧：您不在了。身体毫无用处，它不是人。尸体毫无用处。
  我的身体虽然没有洗，但毕竟是个活物，因为我能吃，能喝。我没能自杀，我不能自杀。不管怎么说，古老的禁令仍在：你不该杀人，你不该自杀。
  我不说话，不思想。然而，正是这一点，也许正是这一点救了我，使我每天都这样想：明天再说吧，看看有什么办法结束这一生。我不痛苦。一点都不痛苦。我不再哭了，除非当我在电视中听见您的名字，在报纸上读到您的名字或看到您的照片，伽利玛出版社的第四期通讯上有一张您的照片，《世界报》第一版也有里夏尔　·　阿韦东拍的一张照片。我看见了您的目光。您看着正前方的目标。这目光是如此栩栩如生。您谁也不看，也许是在看我，因为此时此刻，是我在看您。谁知道呢？不，我觉得您茫然若失，目光看着看不见的东西，您并不在人间。我仍看着那张照片，我把它剪了下来，贴在床对面的墙上，然后不再看您。
  我在这儿。我活着（1）
  我发现，对您来说，只有写作是重要的。我完全弄错了，爱情从来就不存在，那都是被书逼的。我对您来说一钱不值，是个窝囊废。真的。
  1996年3月3日前的几个星期，您曾说：“对我来说，死，没什么，但对您来说就严重了。您会发现，没有我，没有我的日子将很艰难。几乎难以忍受。”
  是的，确实很艰难。远不止艰难。您呢，没有我您怎么办？怎么在没有我的那个地方生活？我不知道。我呆在这个越来越脏的房间里，我不再下楼倒残饭残菜，房间里已经有臭味了，有苍蝇，还有小虫子。我门窗紧闭，不再去报亭买报纸。算了。只有那个年轻的中国人每天晚上七点左右送东西来，一碟菜，两瓶红酒，还有香烟。我用信用卡付款。卡还能用，里面还有钱。在这二十五平方米的房间里到处都是空酒瓶，多得我不时地摔跤，在酒瓶上滑倒。我就这样整天躺在床上。我等待着。您的脸慢慢地开始消失了，但我全然不知如何结束我的生命。我什么都不再想象，酒弄得我昏头昏脑。我胃疼，火辣辣的，想吐，里里外外到处都是脏东西，没有一个地方可以看。没有空间，没有时间。您在蒙帕纳斯的那个洞穴里，在那个墓中。没有任何人照料您，这我可以肯定。那里会变得跟我这里一样，乱七八糟、一片狼藉。
  我得出去。我许诺，我说，明天一早，我就去利普大厦前面搭出租车，我要穿过马路去那儿。这没什么，我做得到。我有墨镜，不会有问题的。准备外出的时间拖了很久，后来，又不走了。这是不可能的事，我下不了楼梯，我会摔倒的。我去不了公墓，哪儿都去不了。我留在房间里，重新睡觉、喝酒、抽烟。我等待着。什么也没等到。
  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1998年7月30日，我说，既然我没能自杀，既然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既然我不会饿死，仍然活着，那就是说我应该活着。我活着，根本不想自杀，我在跟自己开玩笑，我真蠢。突然，我讨厌起这种蠢举来：竟如此生活在这种肮脏之中，生活在这种垃圾里。要一块白汁小牛肉，换上干净的床单被单，洗澡，洗头。做完这一切后，我又恢复了原样。变得很突然，很明显。
  我打电话给我母亲。我流着泪，说：“来看我吧。”她第二天早上就来，和我的继父皮埃尔一块来。他们从洛特－加龙省开车来。我预先告诉他们：“我重了二十公斤，三个月没刮胡子，浑身发臭，得扶我下楼。”母亲说：“我们明天早上九点钟到。”其他什么都没说。晚上，我开始刮胡子。之所以决定刮胡子，是想让人看起来更像样、更像个人一点。还想得到刮脸，证明这个人还可以。我花了很长时间，首先用剪刀剪，然后用剃刀刮。我在浴室里照照镜子，认出了自己，我还活着。母亲要来了，1996年3月3日以后她就在等这个电话。她知道我活着，她要来看我，几小时以后就到。一切都将重新开始，我只有一句话要说，一切都一如既往。我是个宠儿，绝对的宠儿，没写字，没写书，没写故事。像识字之前一样可爱。在我诞生之前，在字诞生之前。写作，这真没必要。文学其实一钱不值，不应该搞文学，应该干别的事。您在每本书中所干的，您现在仍和我一起做的，正是那种事。运用文字，忘记文学。达到如下目的：真实。爱情。对您和对您的书来说，我应该都是最可爱的人，惟一的，独一无二的。不要别的任何人。我接受一切。我和您在一起，只和您在一起。您为我而生。胜过任何人。所有的爱情故事，全世界所有的爱都将经历那种爱。哪种爱？什么爱？我不知道。不应该知道。不应该把它讲出来。
  1998年7月31日，上午九点，母亲到了。我们拥抱。皮埃尔提着两袋脏衣服，发臭的衣服，我关上门。我走下楼梯，我能走。我惊魂未定。我有几个星期没有走路了，汽车停在楼下的门前。汽车发动了。我离开了圣伯努瓦路的那个房间。我们穿越法国，前往洛特－加龙省。我张望着，张望着。看着一切。后来，在高速公路边，我吃了一个火腿奶酪三明治。很好吃。面包是新鲜的。好吃极了。我好像听见您说：“您看，这并不是太难，饿了就吃，您母亲是个出色的厨师。您要活下去。必须活下去。就像现在这样。不要提出什么问题。没必要自杀。那是幼稚的行为，因为无论如何，死亡是存在的，所以别去惹它。没有意义的。和您母亲一道呆在家里吧。您会好一些的，您会写作。您会写我，我跟您说过这话，您还记得吗？我跟您说过：‘我是一个珍贵的题材。是我跟您生活在一起。’行的，您会把它写得非常好。很容易写。我敢肯定。但首先应该好好吃，好好睡，忘记一切，忘记我。是的，就这样做。以后，我们将更多地在一起。这一点我敢肯定。爱情将更加深厚，它像我应该能写出来的一本书中的爱情一样，这本书我早就写出来了，您还记得吗？所有这些书，我都无法忘记。那是我们做得最好的一件事。啊，多么了不起的爱情啊！就像生活中的一样，好像它从未结束，好像一切都将重新开始，我这样跟您说，扬，事情没完。别再哭了，这没必要。来吧，我们去奥利机场逛逛。我很喜欢奥利机场的夜晚，当飞机不再起降时，四周一片漆黑，我很喜欢通往奥利机场的地灯。您看，那条地灯的弧线。”
  我看着。我们穿越法国，来到了洛特－加龙省。我们甚至看到了标着杜拉斯村名的路牌。我们置身于葡萄树中。我们来到了阿让1。我在那里呆了三个月。我在那里休养。母亲在那里照料我。我呆在她身边。我出去散步，沿着运河走。我能走。我走着，不那么害怕了。会好的。我远离了恐惧，开始阅读。我读于连　·　格林2的书。我可以阅读了，能够读懂些什么了。行了。我开始说话，和母亲说话。她听着。我们俩一起大笑。我们开着玩笑，一起做饭，一起玩。她也好多了，因为我在那儿，因为我没有关在圣伯努瓦路的那个房间里死去。不，我没有死。我睁开眼睛。儿子没死。还没有死。我又开始给某些人打电话或写信。
  我说着同样的事情：我在这儿。我活着。
  我在看一本书《忧郁I》。作者是个挪威人。书中讲的是一个爱情故事，一个简单的故事，我都能写出来。我打电话到卑尔根1，我问：“您就是乔恩　·　福斯吗？”他说：“是的，我就是作者。”“我是拉尔斯。我是埃莱娜。”拉尔斯疯狂地爱上了埃莱娜。拉尔斯总是提着两个十分沉重的手提箱：他不知道去哪里。不知道住在哪里。不知道把那两个沉重的箱子放在哪里。
  我第一次独自旅行。到图卢兹附近的一个乡村。我去看一个女朋友和她的儿子。我不敢乘火车，我坐出租车直到拉巴斯唐。在那里，我看到了一个奇迹：巴尔塔扎尔。那是一个十一岁的小男孩。也许就是那个灰眼珠的小男孩2。也许就是我。我立即就认出来了。他独自跟母亲生活在乡村里，住在那座大房子里。独自生活在母亲和父亲的爱中。他每天早晨上学之前都要给在巴黎的父亲打电话。那孩子不仅仅聪明，不仅仅有天赋，不，不仅如此。那孩子十分漂亮。他什么都知道，但不想说出来，他不想让别人看出来，他不想给人以痛苦。同样也不想让我痛苦。他一言不发地望着我。他很羞怯，这是他随时关心别人的结果。他不想以牺牲别人、反对别人为代价来显示自己的聪明，他想保持善良，不想作恶。他不会作恶的，但有可能会由于疏忽而损害别人，所以，他很小心，小心自己，小心别人，小心我，小心他母亲、他父亲。他在那儿，已经不知所措了。他很孤独，这一点他自己知道，但他一点都不忧伤：他爱这整个世界。他有一种无所不知的天真。
  我非常喜欢这孩子。我爱他，我不能把这话告诉他，我会写信给他。这更方便，我会写信给他，就像写信给别人，给我自己一样。
  您喜欢这孩子，喜欢巴尔塔扎尔。我跟您一起喜欢他。我们一起看着他。我们为他担惊受怕，我们看着他的眼睛，他那昂得高高的脑袋，“80年夏”的那个男孩的脑袋。
  我在这儿。我活着（2）
  后来，1998年11月16日，我走了。我决定回巴黎，我离开了洛特－加龙省，离开了阿让这座城市。您父亲曾在那里的师范学校上学。我一直到了杜拉斯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