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又开始唱起《卡布里，完了》来，在黑岩公寓唱了许多次。“没有比它更好的了。”她说。
  我到母亲那里去了三天。当时，母亲和继父住在德塞夫勒。母亲立即就明白了这是一个永远也不会结束的故事。奇怪的是，她觉得这很正常，完全正常，好像显而易见，必不可少。她当时没有说，后来才告诉我。
  我回到了特鲁维尔。我们约好在火车站附近一家叫诺西亚的酒吧里见面。她来了。化了妆。脸上扑了厚厚的粉，嘴唇涂得红红的，很艳，像个妓女。她微笑着，像是一百岁，一千岁，也像是十五岁半，她要过河，中国人的那辆非常漂亮的小轿车将载着她穿过稻田，直至西贡的沙瑟卢－洛巴中学1。
  我们在那儿喝着红酒。她说：“我要带您去看看巴尔纳维尔－拉贝尔特朗。拉贝尔特朗，我很喜欢这个名字。”
  她问：“您爱我吗？”我没有回答。我无法回答。她说：“如果我不是杜拉斯，您决不会看我一眼。”我没有回答。我无法回答。她说：“您爱的人不是我，而是杜拉斯，爱的是我写的东西。”她说：“您写‘我不爱玛格丽特’。”她递给我一支钢笔、一张纸，说：“写吧，照写就行了。”我不能写。我没有写她要我写的东西，没有写她不愿意读到的东西。她说：“扬，要是我一本书都没有写过，您还会爱我吗？”我低下头，没有回答。我无法回答。她说：“可您是谁呀？我不认识您，我不知道您是谁，不知道您跟我在这里干什么。也许是为了钱。我先告诉你，您什么都得不到的，我什么都不会给您。我了解那些骗子。别想骗我。”
  沉默。
  她说：“这肯定是碰巧让我遇上的。这样一个家伙，一言不发，什么话都不说，什么都不懂，一无所知。让我遇上这事，是我运气不好。可您不要再呆在这里了，您从哪来回哪去吧！我受够了，您在这里没有任何事情可做。我不认识您，我不知道您是谁。”
  这种情形经常发生。她忍受不了我，也忍受不了自己。她把我赶出家门，并威胁我：“您在这里一无所有。一切都是我的，一切。您听见了，钱是我的，我一分都不会给您的，一分都不给。您什么都没有，您是个头号废物。”
  她不明白我为什么赖着不走，为什么要留下来，和她一起，单独和她一起。她单独地和我在一起。有时，真让人受不了，她想打烂一切，破坏一切，摧毁我，想打我，骂我，让我死，杀死我。她说：“我想杀人。”她不说“我想杀你”，而是说“我想杀人”。真让人受不了。她心里十分明白，什么都明白。这种清醒非常残忍。全世界都变得残忍了，整个世界都变成一种痛苦。我也如此，因为她看见我在那儿，她看见了我。有时，她再也不想看见我的存在。她不认识这个人，却知道这个人是我。她再也不想见我，她想杀人，想自杀，想死，她想看到我和她一起死。她想消失。但愿痛苦能够消失，但愿我能让她停止痛苦。我不知不觉地给她造成了一些痛苦，自己却一点都不知道。我造成了痛苦，就像一种瞬间产生的悲伤。
  当您看着我时，那就是一种粗暴的再见。
  我不属于任何人。我在那里毫无用处。
  她说：“我忍受不了的，是您的生存原则本身。您让人接受不了。”
  我别无选择，她也别无选择。这种伤害，这种痛苦是必需的，应该无视这种无可救药的孤独带来的剧痛，写字，写东西。不要文学，要别的东西，试图弄懂我的什么东西，弄懂看着她这张脸的什么东西。它看见了她的什么东西。有时，她忍受不了。然而，我们留下了，两人都关在特鲁维尔黑岩公寓的那个漆黑的房间里。晚上，开着车沿海向布隆维尔驶去。她说：“看！您看那团漆黑的东西，那么黑。您听那声音响个不停，那东西一动不动，看，我把它叫做‘东西’。那是一股水。周围是陆地。”
  她补充说：“‘那东西’，这样叫没错吧？嗯？”
  我们一起关在家中写作。我在那里用打字机打着词、句，我不想弄懂打的是什么东西，只是尽量快打，免得忘词，得跟上口述的速度。在那个时候，我这样说吧，有个第三者在我们身边。我们不复存在了。再也没有名字了，再也没有作者的名字了，只有正在产生的作品。那是一种激情，一种与美并没有联系的激情，不，不仅如此，我不相信。不如这样说吧，那是一种真实的激情。某种真实的东西正说出来，写出来。永远写出来。某种真实的东西，千年的真实，某种她和我立即就认出来的东西，某种对我而说的东西，她知道可以对我，只有对我一个人说的东西。
  我们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我们永远两情相悦（3）
  她不知道谁在写。直至最后一天，她还这样说：“我不知道谁在写。我不知道写作是什么东西。”然而，她在写，她生命中的每一天都在写，甚至当她不写时她也在写。她看见了某种东西。她忍不住，她知道这没必要，写作永远代替不了绝对，上帝永远无法企及。然而，还是应该写，尝试这种日常的谦卑工作，写作，试图找到那个词。首先口述，接着就看见了。写完后，她重读了一遍，说：“写这样的东西，我感到心里不安呢！”
  我什么都没说，我听她说她自己的话，当时正在写《死亡的疾病》。
  太难写了，她的精神非常集中。她寻找着那个词，找到了，她破坏句子，寻找别的东西，别的词，一个标点。写一页我得打上十来页。有时，那声音不太清楚，我怕没有听清哪个词。我不敢让她重复，便自己对付。我打着字，她寻找要找的字。书写成了，有进展了。她说：“我相信我能写成。我还不太肯定，但这会成为一本书的。一件从来没有做成过的事。”
  每次都是最伟大的书。她说：“我相信到此为止了。写完这本书后，我再也写不出东西来了。已经结束了，这太可怕了。但与此同时，我也将摆脱这种苦差使了。”
  后来，她又开始写。每次都像是一种甜蜜的痛苦，躲也躲不了。她写了，她没办法。而我呢，我等在那里，一言不发，我等着。我在那里就是为了那些将要写出来的词，为了那些全世界的读者都将读到的词。我在那里也是为了她，为了这个孤独的女人。她愿意独自跟我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愿意白天黑夜的每一秒都成为我最爱的人。
  除了我，世界上空无一人。事实上，您是我最喜欢的人，我也是您最喜欢的人，胜于世上的任何东西。我们在那里共同生活，是的，永远在一起。但我们也知道，时间流逝。时间已经流逝。我们还剩下一些时间，必须写些什么，说些什么。我们不知道说什么。勇往直前。爱。爱得更热烈。爱谁？爱您，爱我。是的，爱得更热烈。
  我们不知道。您和我，我们所知道的是：我们相爱。多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多么动人的故事！多么伟大的爱情！我们不在一起生活，这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得不一起生活，因为我们越来越相爱。
  我这样说：在这种神奇相遇中，在从此以后出了名的“80年夏”，有一种声音。她的声音。完整的说话方式，去寻找字句，找到正确的、真正的字句的方式，并经过冷静的思考，让这些字句呼之欲出。
  我听她说话，听了好几个小时。我听见了什么东西，看见了什么东西。我很快就发现，日常生活中的声音（让我们说日常用语的声音吧），口述文章的声音，正在写作的声音，试图看到某种东西，叫出某种东西，每时每刻都试图存在，存在于真实中的声音，它们之间并没有区别。这是一种努力，一种张力，一种痛苦，一种随时随刻都存在的魅力。
  比如，她说“我们去图克”。我很喜欢她说“图克”这个词的方式，我对她说：“再跟我说一遍。”她笑了，又说了一遍，为了我，也为了她自己，把这个词又重复了一遍：图克。
  她说话时，好像在创造这个词。而我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个词，好像以前从来没有人说过，从来没有。那是一些简单的词，陈旧的词，日常用语，廉价的故事。讷韦尔1少女在广岛。好像只有这样普通、平凡才能使词、句和阅读具有魅力。
  应邀朗读作品。
  当她在电影《大西洋人》中朗读作品时，她既是这些文字的作者，也是自己的声音的作者。一种让人赞美而又令人不安的巧合，好像她对自己写出来的这些文字理解得更深了。重新创造文字，是的，好像简单的词意味深长，掘之不尽，好像可以说了再说，直至意义消失，只剩下声响。
  “谁写的？这是谁写的？”她问。她高兴地发现了一些真实的东西。
  我和这个女人走进了这个故事。这个写作的女人，难以想象的女人，因自身而激动，因全世界而激动，因为不公正，因为美，因为痛苦，因为爱，因为这乱七八糟的东西，因为她和我，因为那个发生在她与我之间又不仅仅发生在她与我之间的故事而激动。不，并不仅仅发生在她与我之间。她知道这一点，我也知道，然而，不应该知道得太清楚。像大家一样，吵架、辱骂、干坏事、做饭，也做爱。世界上乱七八糟的事什么都干，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因为我们是这个世界中的成员，因为我们无法与人类分开，因为她写作，也是为了全世界，正如为了我一样。因为我也在这个世界上。
  她说：“扬，不要自以为是，以为自己是个英雄。不要太自信。仅此而已。我不知道您是谁，我们都不知道。”
  我一天天被扯进这个故事，好像这故事一天天开始，好像被我中途遇上了。她让我进入了她的故事，她的那些故事。什么故事？不知道。我一无所知。我试图弄懂这个故事，但我对发生的事不怎么明白。我只知道我在那儿，和她在一起，一直在那儿，并将一直呆下去。我在那里无能为力。她在那里也无能为力，她和我对什么都不负责，就像两个被扔在世界上的孩子。吃饭。写作。我在那儿，在床上，在厨房里，在汽车中，在欢笑中，在辱骂里，在文章中，在她口述她创造出来的文字中。我被迫呆在那里，无法逃脱。她看守着我，看守着一切。我除了呆在那儿，别无选择。我呆在那儿仅仅是为了她，完全为了她，直至再也呆不下去，直至想离开一切，直至想自杀，直至再也不见她，直至感到恶心。她站得挺挺的。我不该看别人，永远只能看她，看呆在那里的她，看在那里写作的她。她不停地看我，一直看着我，不放开我。这真无法活下去。难以忍受。我是她最喜欢的人，她是我最喜欢的人。
  怎么办？怎么坚持？怎样才能活下去？怎样才能让时间流逝？怎样安排这些时间？这些日日夜夜，我们对它无可奈何。我想走。她说：“别走了，因为您还会回来的。您不可能不回来。没别的办法。”
  确实，我总是回来，我一直在那里跟您呆在一起，呆在您身边，与您保持那种难以忍受而又必需的亲近，保持随时建立而又破坏的联系。那种联系，每一天、每一夜都被创造出来。她不惜一切代价，要得到那种联系，她被迷住了，但同时又想摧毁它。好像爱情就像一个点，永远达不到，却又存在；已经存在，一个精确的点：明亮而又说不清楚。她说：“别想弄明白，您弄不明白的，世界上谁也弄不明白。没有任何东西要弄明白。我自己也不明白。”
  我们永远两情相悦（4）
  她又补充说：“如果您不乐意，您可以走。您在这里一无所有。只有两个包。好，关门走吧！我摆脱您了。终于摆脱了！”
  3
  我在那里必不可少，又毫无用处。我随时都可以离开，但我不能走。我们相爱，我们不再相爱。这又重新开始了。什么重新开始了？写书。我们又开始写书。不可避免。有一天，我说：“如果我明天死了，如果我明天自杀，您会在两个星期内写一本小书。我敢肯定您会写的。”她说：“扬，求求您了，别说这话。别说了。不是一本小书，而是一本书。”
  我们都沉默了。
  我们去里斯本，参加杜拉斯的电影展览。这是我第一次和她正式出门，我不知道站在哪里好。她没有把我介绍给任何人，什么都没有说，把我扔在一边不管。在法国大使馆的会客室里，她把《80年夏》送给大使，并说：“您看见了，扬　·　安德烈亚就是他。这本书就是题献给他的。”大使跟我打了招呼。我想离开众人，想走，不呆在那儿。
  在晚宴上，有人问我是干什么的。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便说：“什么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