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谈论灰眼睛的孩子、孩子突兀的脑袋和年轻的夏令营辅导员。我敢肯定她在写我。这个故事是为我而写的。
  我打电话给她。我说：“我是扬。”她开口了，说了很长时间。我担心没有足够的钱付电话费，我在康城的大邮局里打电话。我不能对她说别讲了。她忘了时间，说：“来特鲁维尔吧。这里离康城不远。我们一起喝一杯。”
  1980年7月29日，我坐公共汽车去了特鲁维尔。公共汽车站就在多维尔火车站对面。我走在石板路上，经过黑岩公寓。我什么都不看，登上大楼梯，在旅店前经过。我不知道她的套间在哪里。我不敢看，不敢抬头。我胳膊底下夹着一把雨伞，尽管天根本就没有下雨，我不知道拿雨伞怎么办。我走进电话亭，给她打电话。她说：“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两小时以后见面。我正在工作，很难脱身。”
  两小时后，我又打电话给她。这时已是傍晚。她说：“还没完，七点钟左右再打电话给我。到浴场路去买一瓶红酒。”她把杂货店的店名说得清清楚楚：那是特鲁维尔最好的杂货店。她问：“您明白了？不会弄错吧？”我去了浴场路，找到那家杂货店，买了一瓶普通的波尔多红酒，然后走进黑岩公寓的大厅。那时可能已近七点。我仍然傻乎乎地夹着那把雨伞。
  “我住在二楼。您在走廊里不会迷路的，走到头。在大镜子的右边。”
  我敲了门。她开了门，露出了微笑。她拥抱了我，说：“您知道，有门铃的。敲门谁也听不见。”
  我打开红酒。酒很差，软木塞的那种。她说，我听。她说：“每星期写专栏文章真难，每次我都觉得自己写不下去了。”我们喝着酒。她说着。我在那里听着。我在黑岩公寓的那个套间里。她对我说：“您来看，这里很漂亮。有两个浴室，其中有一个豪华得让人难以置信。普鲁斯特去卡布尔的大旅店之前，和他的祖母来过这里，住在靠海的那个套间。我喜欢靠院子的那边。整天都是大海，不分日夜，烦死了。”
  我一言不发。我听着，她说：“您来看最漂亮的东西：阳台。对面是油港勒阿弗尔。一到晚上，灯火通明。那艘大型客轮似乎向我们驶来，其实它并没有动。我喜欢这阳台，喜欢这烟囱和那水晶般的灯光。”
  不知不觉，一下子就十点钟了。她说：“您一定饿了，我却一点不饿。您去中心酒店吧，那里很不错。我把给《解放报》写的东西再看一遍。”
  我不敢进中心酒店。我在特鲁维尔瞎转，从俱乐部走向海滨，走向鱼市场，十一点钟左右，我回去了。她问：“怎么样？不错吧？”我回答说：“没有座位了。”她笑了，说：“这个季节，在这个地方总是这样子。好啦，我还有块冻鸡。”我吃了。她说：“别浪费旅馆费了，而且，到处都满了。我儿子的房间空着。他不在，您可以睡在那里。”那里有两张床。她说：“我们去勒阿弗尔转一转吧！我想让您看看勒阿弗尔的美景。灯光，这是世界上最漂亮的东西。”她开车，一辆“标致104”。她带我看了一切。那是在晚上。她说什么我都说“是的”。
  “这种景象我百看不厌。有一天，我会把它拍成电影，把所有这些灯光都拍下来。”她说。
  接着，她开始唱起来，麻雀，粉红色的生命。我也跟着唱起来。她说：“走调走得这么厉害，真是难以置信。我来教您吧。”于是，我们俩一起唱起了《粉红色的生命》。
  我们永远两情相悦（1）
  我们回到黑岩公寓的大厅，坐在镜子对面的大扶手椅上，面对朝着大西洋的篱笆墙。这是富有传奇色彩的大厅。她想喝一杯酒，我上楼回套间去拿酒瓶。她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地方。这种安静，绝了。您在听吗？”我说是的。我们喝着酒。在这安静的大厅里只有我们喝酒的声音。我们上楼回到了套间。她给了我两张床单，拥抱了我。
  我在这里，和她在一起。我留下了。我不离开您了。我留下了。我和您关在这个悬在大海上面的套间里。我睡在您儿子的房间里，睡在第二张床上。您睡在院子那面的大房间里。很快，我也跟您一起睡在那个黑乎乎的房间里了。我们不分离了，我们一起喝酒。我留下了。我用打字机打给《解放报》写的专栏文章。您口述，我怕跟不上，我打字打得不熟，用三个指头打。她笑了，说她从来没见过谁用两个指头打字打得这么快。我们写着那个灰眼睛的孩子和年轻的辅导员，写波兰、莫扎特之爱和这句老话：我早就爱上你了，永远，永远，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您。我们一起喝酒，一起去勒阿弗尔，一起笑，一边唱“麻雀”。她说：“好多了，您不那么走调了。您会唱好的。”
  有时，您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我在客厅里等，躺在铺着垫子的沙发上。我看着高高的窗户和窗帘上退色的玫瑰。窗帘已经被无数个夏天的太阳晒焦了。我什么都不干，盖上被子。
  我等待着。
  “什么都不干，到了这种程度，真让人难以置信。这也不坏。您以前也是这样吗？”
  1980年9月，每周给《解放报》写的专栏文章由子夜出版社出版了，书名叫《80年夏》。她把书题献给我。从此，我就取了“扬　·　安德烈亚”这个名字。
  2
  她把我父亲的姓取消了，留下了名，扬，即让，让…巴蒂斯特。我的生日是6月24日。她加上了我母亲的名字：安德烈亚。她选择我母亲的名字，肯定是因为它与我父亲的名字元音重复的缘故，都有个a，半谐音。她说：“有了这个名字，你就可以安心了。大家都会记住这个名字的。谁都不会忘记。”
  她取消了她父亲的姓：多纳迪厄，选了洛特…加龙省的杜拉斯村的村名。那地方离她父亲在帕尔达扬的老屋不远。我们俩都是化名，笔名，假名。后来这些名字成了真名，因为我们选择了这些名字，因为她写了这些名字。正是她写了这些名字，安排了它们在精神上的血缘关系。
  一切都可以开始了，因为她给我取了名字，因为这个名字被写在了一本书中：《80年夏》。
  几个月后，她开始拍《阿嘉塔》，兄妹之间的一个爱情故事。影片的全名叫做《阿嘉塔或无限的阅读》。那也是一个剧本。电影是在特鲁维尔拍的。比尔　·　奥吉埃扮演妹妹，我扮演哥哥。电影的配音，妹妹由杜拉斯配，哥哥由我配。
  拍电影可怕极了。我什么都不会，我不懂，我不会走路，她让我在黑岩公寓的大厅里穿行了好几个小时，我都忘了怎么走路了。她喊叫起来，想让我根据她的要求走，像她那样走。我办不到。最后，她让我坐在一张扶手椅上，靠得很近很近拍戏，拍脸，仅仅拍脸。我看着摄影机和她，她跟我说话，给我讲述《阿嘉塔》这个本子，讲述兄妹之间的那场爱情。这些方案后来被用在一部她称为《大西洋人》的影片中。那是一部长五十分钟的影片，一片黑。只听见她的声音，只有她的声音，漆黑的画面中杜拉斯的声音。有时也出现我的脸，她跟我说着话，说我扮演的角色。她试图弄懂关于我的什么，弄懂这个叫扬的人。她说着，写着，对我说着话，把我拉出黑暗，让我独自坐在一张扶手椅上，独自呆在特鲁维尔黑岩公寓的大厅里，独自面对大海，面对大西洋。
  “您是谁？”她问。
  这部电影只在巴黎的一家电影院里放映，王家港口大道的埃斯屈里亚尔电影院。她在《世界报》上写了一篇文章。她在那篇短文中告诉读者如何去那家电影院，标明了坐哪路车，影片有多长。她还写着：“千万别去，这部电影不是为您拍的。您不可能看懂。别去。”
  为什么？我相信我知道这个秘密：她想把这个本子，这部电影，这种声音和画面，还有我的脸，她想把这一切都留给自己。她不能忍受别人看我，看见她在我身上看到的东西。不能忍受。她感到痛苦。她也怕受到嘲笑，她什么都怕。然而，本子由子夜出版社出版了，电影也于节日期间在全世界巡回放映。
  她说：“这是我写得很漂亮的东西。这是我最好的电影。您真是棒极了。必须保持这个样子，像现在这样，这般目光茫然。这目光很天真，不谙世事，而我却知道些什么。我把您叫做大西洋人。以后，您就是大西洋人了。是我跟您这样说的。必须相信我。”
  而我呢，当我在书中读到最后的结局时，我已泪流满面。我看到我身上并不属于我的某些东西，好像我应该对此一无所知。她说：“别，别哭，这并不悲惨，一点都不悲惨。他是您，但又不是您。忘了您自己。这没有任何关系。别把自己当作英雄。你一钱不值。我喜欢的正是这一点。保持这样子吧，别改变。保持这样。我们一起来看书。”
  我大声地念着《大西洋人》中的章节，我不哭了，她听着。她只听着，她听着她写出来我念的句子。除了这声音、这句子和这张望的目光，什么东西都不存在。“啊，”她说，“棒极了，我喜欢您的声音。这文章就应该这么念。”
  她差点要流泪了，说：“不应该害怕哭。让我们哭吧。哭！”
  我们在特鲁维尔一直呆到11月份。特鲁维尔空了。黑岩公寓空了。只剩下我们。她说：“您看，这栋楼属于我们了。这太好了。”深夜，我们在黑暗中坐在大厅里喝红酒，或者出去溜达。路线总是不变，要么朝着勒阿弗尔，要么朝着卡布尔。她说：“这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地方。您看！”
  她教我开车：“我讨厌开车，我想由您来开车。”
  我学了。以后，往往是我开车，她给我指路：“右转，慢点。还凑合，不算太差。”我们的酒喝得越来越多，常常停下来去酒吧喝酒。我喝威士忌，她总是喝红酒。她说：“烈酒，我再也不喝了。我只受得了红酒。”
  有时，她也去巴黎，把我留在黑岩公寓里。我等着。她回来了。她不愿意让我露面。她说：“这没必要。您在巴黎没事可做。您在这里很好。你在这个美丽的套间里什么事都不用干。”
  她把我关在那个漆黑的房间里。不能忍受别人看到我。她想成为我最爱的人。惟一的至爱。没有人能取代。我也同样，成为她最爱的人。
  我们两情相悦。
  我们永远两情相悦。
  我们永远两情相悦（2）
  我们绝对两情相悦。我们永远永远，永远的永远两情相悦。人们知道这一点，但不说。尤其不能说，只能写，写书，写故事，爱情故事。活着好像是为了写书，但我们知道，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并不是因此而写作。然而，应该经历这点，经历在特鲁维尔的这种生活。一起生活、吵架，尽最大可能给对方造成伤害，好像这必不可少，应该这样。我不怎么明白。但她既然这样做，这样说，那一定是真的了。我一无所知。我糊涂了。我再也看不见写出来的书与这个故事有什么区别，看不见她和我之间这场爱情。她说：“没什么要弄明白的，快别这样了，别老是像孩子那样。”
  我们去买埃尔韦　·　维拉尔的唱片《卡布里，完了》。她很喜欢。她说：“这是世界上最好听的歌。”我们唱着歌。黑岩公寓除了我们，一个人都没有。我们一唱就是几个小时。突然，歌声停止了：“扬，我们去勒阿弗尔逛逛，看看勒阿弗尔港的灯光。”
  有天晚上，我不知道是怎么开始的，她把我的东西都塞进一个手提箱里，把箱子从窗口扔了出去。她说：“我再也忍受不了您了。您必须立即走，回康城去。就这样。”她跟我拥抱告别。我走出去，在院子里捡起手提箱。我走了。她站在栏杆上，喊道：“扬，接住！”她扔了个东西下来，原来是埃尔韦　·　维拉尔的唱片。
  我一直走到多维尔车站。当时应该已是半夜，我拦了一辆出租车去康城，去火车站旁边的都市旅店。我看着唱片的封套，看着埃尔韦　·　维拉尔的照片，看着写在上面的字：再见了，扬，永远再见了。她还签了名：玛格丽特。我打电话去黑岩公寓。
  她说：“不，这太难了，我再也忍受不了您了，结束了，别再回来。”
  第二天早上，我坐出租车回去。我敲门，她开了门。她说：“我把您赶了出去，您又回来了。您没有一点自尊。人到了这种地步真是不可思议，难以置信。”我们拥抱，喝了杯红酒。她说：“我希望您没有忘记那张唱片。”
  我们又开始唱起《卡布里，完了》来，在黑岩公寓唱了许多次。“没有比它更好的了。”她说。
  我到母亲那里去了三天。当时，母亲和继父住在德塞夫勒。母亲立即就明白了这是一个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