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字之别，古时说法是效《春秋》褒贬之义，深入骨髓的。恐怕就是经过若干世代的后人体验捉摸，“锻炼”出来的笔法。
  这就是中国人的历史感和历史观，也是“演义”之所谓“演义”。“英雄”的称谓不但没有曹操的份儿，也没有留给他私相授受的刘备，一般称刘为“枭雄”。《三国》的最终英雄是诸葛亮和关羽，他们是失败者，却使后世诗人写出“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这样“惺惺惜惺惺”的诗句来。古人本有“三不朽”的说法，为“立功”、“立言”、“立德”。诸葛亮和关羽是立德的楷模，也就成为文化意义上的英雄。这正是《三国演义》的价值所在，因为它能从“群雄逐鹿”的纷繁史事中，清理、提炼、总结出超功利的“不以成败论英雄”的价值判断，来抗衡甚至替代“成则王侯败者贼”的功利判断，所以它才不朽。
  和中国“不以成败论英雄”的说法相反，有句西方谚语道是“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文革”中因为陈伯达的引用曾经风行一时。不过当时“笑得最好”的风云人物，包括陈伯达自己个儿，也没能“笑到最后”。这真是一种历史的讽刺。
  说到三国群雄，崇尚功利说的人往往以为“笑到最后”的是曹操。但翻开《三国演义》的最后一回，却赫然写明“三家归晋”，天下属于了司马家族，“笑到最后”的并不是曹操和他的子孙。如果历史的大幕从此落下，或者社会出现了一个相对平稳的时期，那么“笑到最后”，能够出来向置身于历史之外的观众谢幕的“英雄”，当然是其心思之透明度已经达到“路人皆知”的司马昭和他的儿子司马炎。
  可惜历史的链论永不止息，历史的帷幕永不降下。当我们看到历史的连台本戏（今日谓之“连续剧”）的下一出时，发现整个中国的走向在这里出现了极富戏剧性的急转直下：刚刚沉醉于“三分归一统”（公元280年）西晋政权，夹屁股就出现了皇族内战（公元301年，史称“八王之乱”），“接下来”就是“中原板荡”，北部少数民族进入中原（公元304年起，史称“五胡乱华”）。司马氏的子孙和近臣不得不放弃黄河流域优越的文化及经济核心地带，逃往东吴和西蜀的“边鄙”故地（公元317年，史称“晋室东迁”）。从此，开始了长达273年的全国大分裂（史称“南北朝”）。可见他们也不算作“笑到最后”。
  从汉末黄巾乱（184年）开始社会大动荡，用了96年实现的大统一，仅仅勉强维持了37年（其中还打了16年内战），就带来更深重的民族劫难，陷入更长久的国家分裂，更深刻的社会冲突和更剧烈的文化变动之中。无怪司马氏的旧臣在长江南岸的新亭聚会，眼见山河变色，人物寥落，感慨万分，会相对欷嘘落泪了。南朝裴松之所以“奉敕”为《三国志》加注了比正文还多的资料，就代表着被迫南迁的中原士人痛定思痛的结果，还能对“始作俑者”曹操说出什么歌功颂德的话来？如果历史学家只以现今所谓“阶段性成就”，楞要对曹操作出纯功利性评价，那么他心里一定还有什么没有讲出来的东西。
  当然，一个人“生而有涯”，在价值系统紊乱或失衡的时代，判断谁是英雄尤难，难免又会见仁见智。我想起三十年前读到元代扬州人张鸣善的一首散曲《讥时》，调寄《水仙子》：“铺眉苫眼早三公，裸袖揎拳享万钟，胡言乱语成时用。大刚来都是哄。说英雄谁是英雄？五眼鸡歧山鸣凤，两头蛇南阳卧龙，三脚猫渭水飞熊！”
  在这种时代，拿英雄自许或者许人，当然有各人的自由，也真的是“大无可奈何”之事。但后人如何看，后人的后人如何看，才是历史。
  （原载《陈酿三国》，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年）
  “智绝”与“奸绝”（陈酿三国之五）
  电视剧里的诸葛亮我看到了两个，觉得湖北台的《诸葛亮》主角缺乏飘逸之气，“空城计”用险时，导演特地给了个后背，我猜是想说明孔明也是凡人，当时也吓出了一背冷汗，着实败兴。《三国演义》里的演员表演又显得张扬，恐怕是近几年的背景材料看多了，不知该听哪家的，照“复杂”的路子走吧！表演上要命的二字真诀“分寸”就把握不好，“火”了。闭眼一想，还是马连良地道。
  说“近几年背景材料看得多了”，是指《三国》研究界，包括古典小说评论界里批评诸葛亮形象的声音突然高亢了起来，似乎非要弄出“两个诸葛亮”来。比如批评诸葛亮对魏延的态度，不采用他兵出子午谷的奇计，反而提防并且在死后设计暗算他。至于“愚忠”啊，“失误”啊，也挑出不少。有的则检直用陈寿站在西晋史官立场的批评，而没有把陈寿有私怨的因素考虑进去。史学上的“翻案风”是自五四以来文化选择倡导起来的风气，又听研究“后现代主义”的人说，“消解神圣”是“后现代”的特征之一，那么对“状诸葛多智而近妖”的“消解”，也正逢其时。
  就冲还怀念着马连良，就知道我肯定连“现代”状态都没有进入过，遑论“后现代”呢？但最近又听一位朋友附耳密告，说今年某权威刊物将以文化上的“新保守论”为纲，倡导新“新潮”，便又暗自庆幸“十年河东，十年河西”这句老俗话的明达，它似乎已然“解构”了所有时髦发展趋向，都不过是沿着一个环形体运动的秘诀。比方对襟褂子、旗袍和喇叭裤的重新风行，影视界演绎三十年代上海滩的风潮。又好比自行车的追逐赛，你只消原地不动，从旁看上去，已经就是站在后“后现代”的“前沿”了。最后这话读上去略嫌别扭，但这符合某种学术意味的“话语系统”，此中深奥，自不足与外人道。
  学术文化也有思潮或时髦，但是更重要的是立场。这可能是安身立命之本，也不妨为追名逐利之道，但它毕竟不是时装，不是玩意儿，更不是胡适当年轻佻比喻的那样，是可以对“历史”这个小姑娘任意打扮的技巧。对诸葛亮的评价，就有一个学术文化的立场问题。
  清初人毛宗岗整理校订《三国演义》，有“三绝”之说，即诸葛亮为“智绝”，关羽为“义绝”，曹操为“奸绝”。这一“智”一“奸”，差之毫厘，却去之千里。说起来中国古代有一个智慧人物的系列，比方杜甫说诸葛亮“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提出来和诸葛比较的伊尹、吕尚（俗称姜太公）、萧何、曹参就属于这一系列。陈寿说他年轻时“每自比于管仲、乐毅”，管、乐也属于这一系列。此外还有孙子、孙膑，往下数，还有辅李世民的徐茂公，佐朱元璋的刘伯温，最为人们乐道。《水浒传》里的“智多星”吴学究，显然也是仿照这个系列塑造出来的。其中姜尚在唐、宋时代还享受与文宣孔子相当的“武圣”待遇，他的“武成王庙”里供奉的就有这些同伴。不想关羽异军突起，后来居上，但已是后话，不表。中国对智慧人物的崇尚，多在兵家中，尤以春秋战国和历史大变动时期出现的代表人物为甚。陈寿曾批评诸葛亮“应变将略，非其所长”，“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从纯功利角度看，也有一定道理。
  说又说回来，诸葛亮在汉末躬耕南阳，本来不一定非要出山的，尽可以象他的朋友司马徽、崔州平等那样，“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三国争雄，干他鸟事？但他出山辅佐的恰恰是三方中最弱的，而且正在哭（不仅是苦）无立锥之地的当口。冲这一点，他这就不是那种好打“太平拳”，喜欢扶强凌弱，“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辄纷纷离去”的主儿。以后三家鼎足，连年用兵之际，又值荆州受到孙吴失信偷袭，刘备意气用事招致彝陵惨败，以蜀国兵员匮乏，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的劣势中，犹能独立支撑局面，而且坚持东和北伐的《隆中对》大战略，在世之日，使司马懿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这两下子就不是一般人干得了的。这种智慧，历史上能够达到的不多。何况他从来不是寻章摘句的腐儒，精通科技，“长于巧思”，论进攻他改进了“连弩”，论防御他设计了扎马钉，后勤供应他发明的“木牛流马”，至今仍然使人感到神秘。正是这些新型技术，才使他虽然劳师远征，仍然以攻为守，坚持到底。所以尽管后人痛惜他“出师未捷身先死”，但依然承认他属于“内圣外王”，也就是道德崇高，事业有成的典型。
  诸葛亮不仅名垂后世，而且当时就受到民众的爱戴，《三国志》记载他死时“黎庶追思，以为口实”，“百姓巷祭，戎夷野祀”，到处都在开追悼会。成都的祠堂，就是当年建起来的。数十年后，“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灭蜀以后，晋武帝还派专人去了解总结诸葛亮的治兵之法。能得到敌手这样的敬意，也就“不白活一回”了。据说东晋时大将桓温到蜀，还找来一位当年曾是侍候诸葛亮的小童（犹今日所言“身边工作人员”）的百岁老翁，想问自己比诸葛如何，老翁回答颇妙：“诸葛在时，不觉其异。自公殁后，无人能比。”（殷芸《小说》）可见他确实是以“肉身”成圣，而不是后人认为的“近妖”一流。
  中国传统的人文崇拜有一向有两大系列：一种是道德楷模，如孔孟一类圣贤；另一类是前述的智慧人物。形成后世诸葛亮崇拜的因素很多，但他兼有丰富智慧和崇高品德，跨越两大系列，恐怕是主要原因。这符合中国人的人生理想：效法天那样自强不息，效法地那样厚重载物（“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式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语出《易传》，“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也是后来陈寅恪先生为清华大学拟的校训）；象流水一样灵活的智慧，象大山一样坚实的品格（所以“仁者乐山，智者乐水”）。
  有人突发奇想，认为既然《三国演义》里常说“视时务者，方为俊杰”，“良禽择木而栖”，要是诸葛亮辅佐的不是刘备父子，而是曹操父子，又该如何？
  这当然是无数个“历史上的如果”命题中的一个。我看这种“如果”是不存在的，第一是诸葛亮在襄阳的一帮朋友中，没有一个帮曹操的（亲戚倒有，如他的堂弟诸葛诞），就连“走马荐诸葛”的徐庶，被逼进了曹营依然“一言不发”，可见有政治立场的对立；第二就是为人的差别了，诸葛亮受朋友“托孤”之请，的确作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没有象曹操和司马懿那样，自己个加“九锡”，“挟天子以令诸侯”，留着让儿子当皇上。退一万步说，交诸葛亮这样的朋友，放心，交曹操、司马懿这样的朋友，糟心！
  这又涉及到文化是一个“价值系统”的问题。在一个有系统的价值体系里，人们之间的社会交往有伦常作为保障，也就是相互间具备“期望值”：你“仁”我“义”，敬我一尺，还你一丈。小到居家过日子，大到治国安社稷，无不如是。价值系统如果变乱了，你不仁我不义，君“不君”，则臣亦“不臣”，你有初一我做十五，父子夫妻同事朋友上下都在你骗我，我骗你，伦理常情没有了，“期望值”消失了，干什么好事都白干，交什么朋友都白交。到了大家都相信并且抱定“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曹操哲学，而嫌弃“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诸葛亮精神的时候，这个社会离着乱世也就不远了。
  当然，“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到了下一次再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时，人人折腾得够够的了，那又是猴年马月的事，你我还赶得上么？
  如果我们还相信“公道自在人心”的话，我们就应该承认，在超乎一时得失之上的东西，价值比功利大，存在比功利久，影响比功利远。
  “智”和“奸”一字之别，倒也有“诛心”的意义。
  “老不看《三国》”——陈酿三国之六
  电视剧演关羽“大意失荆州”，有吕蒙设计，白衣渡江的场面。连剧组中都有人拍完后一直在疑惑，那么一彪人马，都穿着整整齐齐的白色衣衫，好嘛，这不整个是一支白盔白甲的军队吗？荆州守卫者再傻，能这么放心地让他们过江吗？
  这的确是电视剧无数令人遗憾的错误之一。其实《三国志·吕蒙传》裡说得很清楚：“蒙至寻阳，尽伏其精兵（舟＋冓）艣中，使白衣摇橹，作商贾人服，昼夜兼行，至关羽所置江边屯候，尽收缚之，是故羽不闻知。”《三国演义》“演义”这段故事，说得就有点含混了：“选会水者扮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