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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不知道有什么打起根儿就“严肃”“典雅”的文艺形式，比如诗歌，《诗经》里颇受称许的《十五国风》就是“桑间濮下”之语，词起源于教坊酒楼的小令，小说是俚巷之谈，圆舞曲源于奥地利民间双人舞，歌剧《赛维尔理发师》最初的观众是市井小民……文艺发展的大体趋势，都是源于鄙俚民间，一定时期文人采入整理定型，发展到极至，成为小圈子内的精致消遣。一种形式被“玩死”了，就再从民间鄙俚处取得另一种，接着玩下去。
  这里面的是非曲直可以姑且不论，但大众喜闻乐见的，必然会形成需求，形成市场，而擅长此艺者也不难名利双收。唐代一名叫文溆的和尚善于“俗讲”，“公为聚众谈说，假托经纶……愚夫冶妇乐闻其说，听者填咽寺舍……教坊效其音调，以为歌曲。”（赵璘《因话录》）俨然今日之”歌坛巨腕儿”。这是来自当时儒家的批评，不会有广告吹捧之嫌。韩愈曾著《华山女》诗，描绘当时佛道两家以俗讲技艺打擂台，争夺听众的激烈情况：“街东街西讲佛经，撞钟吹螺闹宫廷。广张罪恶恣诱胁，听众狎洽排浮萍”，等到道教说书艺人华山女儿出来后，即“訇然振动如雷霆”，“观中人满坐观外，后至无地无由听。”这就是公开的竞争。不要小看这“俗讲”，这就是中国说书和白话小说的老祖宗。
  观众的需求和爱好就是市场。中国有“文化市场”，并不自今日始。白居易，柳永的作品当时都有市价，李渔入清后弃功名衣冠，以经营私人的芥子园“出版公司”和编导演戏曲流动演出为生，郑板桥还自书“润笔”价格，明码实价，童叟无欺，这些人都名显当代，光耀后世。以编著“三言”闻名的冯梦龙分析唐宋小说的区别时说：“唐人选言，深于文心；宋人通俗，谐于里耳……天下文心少而里耳多，不通俗其能可乎？”可见有能通于“里耳”（用今人之话，应该说是文化市场的消费大众）之俗，才是占领文化市场之大焉者的不二法门。
  当然任何市场都需要多元，都需要引导，文化市场尤其如此。明人又有一句话：“话须通俗方传远，语必关风始动人。”（《京夲冯玉梅团圎》）现在看来，这里的“话”指表现方式，包括象电视剧这样依赖技术传播的表现方式，是必须在“通俗”，即大众“喜闻乐见”上下功夫的；“语”是内容，“风”同“讽”，内容必须有益于世道人心，才能打动感动消费大众。考虑到提出者已经是500年前的古人，这种总结相当透僻。
  咬文嚼字地说来，《三国志通俗演义》所以叫“演义”，就是透过“七实三虚”的史实人物故事传述（即“演”），表达出褒贬惩扬的历史价值取向（即“义”）来。“戏说”则是另一种“姑妄谈之”的方式，从这个意义讲，《西游记》就可谓“戏说玄奘”。玄奘取经在佛教史、中外交通史和文化交流史上，都可谓惊天动地的大事件，但这部小说的人物故事显然都与史实无关，不过借玄奘这个历史人物和取经历程的大致故事作为轮廓，抒写作者的看法感慨。我以为《戏说乾隆》会写戏，所以热闹好看，但却不俗，清代盐、漕两帮渊源及贡绣等历史掌故叙来头头是道，其中自有作者的历史观，其才学识力，显然高于靠着名著还写不出戏的《三国演义》的“编剧”，和缺乏历史常识的《唐明皇》编剧。别的且不说，一部《三国》戏，拍完看完人们都欣赏曹操去了，显然就没有“演”出这段史实应有之“义”。
  顺便一说，现时流行“顾客就是上帝”的说法，据说是舶来品，不知出于何典？据我所知，西方销售学有“顾客永远正确”或“顾客就是国王”，意思是产品和销售都应当顺从顾客的意愿，极而言之，形容顾客能享受象伺候国王一样的周到服务。此语源自“国王不会错”（Aking　can　do　no　wrong），是英伦一位专横国王的名言，与中国“口含天宪”的说法相得益彰。而上帝（God）则是西方世界的价值源头，显然从来就不会去参与消费，“顾客”和“上帝”因之不能构成类比。这或许是以讹传讹的又一例证。话说回来，中国电视剧市场已然形成，竞争也实际上展开了，只是还不够公开，所以作为“非上帝”的消费者多是被动接受，不愿接收的就只能“换频道”，换来换去仍不如意，就睡觉，或搓麻去了。
  中国名著无疑应在电视剧中展示其风采，也有现成观众和基本的市场，但为什么不可以用比如“招标竞投”的方式，来遴选更合适的人选，更理想的搭配，更谨严的构思，更深刻的开掘，更完满的表现，和更长远的社会经济效益呢？
  我想，电视剧钜片的决策过程仍然有大力改进的必要，不能只攥在少数人手里，把民族文化的宝贵财富，“玩儿”成“普及”的电视连环画了事。
  说到这里，又想起前些年拍的《西游记》。已故戏剧史专家吴晓铃先生曾对我“戏说”，“以前看《西游记》，没有闹懂妖精是什么样儿，看完电视剧，才知道什么是‘妖精’，而且还真妖精！”我想，这是对创作者没有搞清《西游记》的真正内涵的感言，除了不成功的特技，就是在“女儿国”、“盘丝洞”等“以色试心”的情节中卖露色相，充填故事的噱头。这种“戏说”，实在还比不上《戏说乾隆》，以及相类似的《包青天》（可谓“戏说包公”）。
  可见“戏说”得好不好，还是要看创作者的综合功力，而不仅仅是这样一种实际上更难把握的形式。
  说英雄谁是英雄？（陈酿三国之四）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一听这歌声，就知道电视剧《三国演义》又开播一集了。有趣的是自打电视剧播出，“拥曹”之声大为高涨。一位导演说：“拍完《三国》，更喜欢曹操了”。一位演员则说：“把这个人物演成奸雄，觉得挺对不起他的。”观众反映里面，喜欢曹操一派也占了上风。
  奇怪的是，电视剧的本旨是“忠实于原著”，包括原著“尊刘贬曹”的思想倾向，但竟然出现了这样的收视效果，倒使人想起那句“南辕北辙”的成语来。
  当然，“为曹操翻案”的呼声不自今日始，不少大家早已悬有雄文警语，其中郭沫若不但撰有长文（有兴趣的朋友不妨从郭氏全集《历史编》第三册翻检，此处不赘），而且还写了一部话剧《蔡文姬》，塑造了一个曹操全新的舞台形象，来表现他的雄才大略，温文尔雅，善解人意。
  这真是“时与势移”。大家知道，传统戏曲舞台上的曹操永远是张大白脸，类似的人物还有“指鹿为马”的赵高，“谦恭未篡时”的王莽，明代权相严嵩，以及步曹操后辙的司马懿。这是一个人物类型的系列。这张大白脸一上台，就是阴鸷奸险的标记。
  西谚云：“有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这是讲莎士比亚笔下塑造的是一个复杂的，可以多方面诠释的形象。老曹比小哈年长得多，也比小哈出现在舞台为早，即使不算现今的电视剧，中国的观众人数也要比西人多，但似乎只有两个反差极大的曹操。这是为什么？是中国人只具备“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否！中国一向秉“中庸”之道，深知“过犹不及”。是中国人只会表现单纯的人物形象？否！《四郎探母》和《吴刚杀妻》，就是以表现人物在特定情势下的两难处境，而使观众如醉如痴的。
  对“两个曹操”现象的解释，一般是从“历史人物与文学人物的区别”，或者“封建正统观念使然”两方面立论的。但其结论都不否定曹操的历史形象，反有责备文学形象的意思。这其实是可疑的。《三国演义》全名是《三国志通俗演义》，演义史书《三国志》，向有“七实三虚”之说。中国史学以其独特的传统和运作方式，为现代西方史学所称道。其中一点，就是隔代修史，以避开写“当代史”难免之人际关系的尴尬，和“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片面偏颇。《三国志》的撰述者陈寿虽是蜀人，但其父在诸葛亮手下受过处分，他入晋作了史官，自然以晋为正统，也必然要追溯将天下“禅让”予司马氏的曹魏为正统。所以人物传记的规格也大有不同，曹操是帝王级别的“武帝纪”，刘备孙权虽称“先主”“大帝”，但已贬入下一级别的“传”了。如按“纪”写戏，曹操最受优待，自然不会是大白脸。
  但请诸君特别注意的是，构成三国正史内容的，还包括南朝裴松之“奉旨”作注，征引的二百余种公私史籍。最后给曹操涂成大白脸的“基因”，正是源自裴注，以及沿此而来的历代无数民间艺人创作的“三虚”。
  比如陈志说曹操“少机敏，有权数”，裴注就引《曹瞒传》说他“少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叔叔屡次在他爹面前告他，曹操就故意装中风，让叔叔告诉爹。老曹急呼他出来，发现一切正常，问何故，小曹说“初不中风，但失爱于叔父，故见罔（陷害）耳。”“自后叔父有所告，嵩（曹父）终不复信。太祖于是益得肆意耳。”
  不知如今欣赏曹操，又身为家长的朋友，如何看这段故事中欺父诬叔的小曹操？
  再比如，陈志写董卓进京后“欲与计事”，只说曹操“变易姓名，间行东归”。裴注则引《世说新语》说曹操投吕伯奢，“备宾主礼”以后，曹“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和孙盛《杂记》“……既而凄然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遂行”
  的结语。不知如今赞扬曹操，又喜欢交友的朋友，如何看待这段故事中身为贵客，却因疑心而尽杀主家的曹操？
  类似的细节差别还有，但关键也正是“细节差别”。正是这种差别才使人们做出了相反的判断，尤其是“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一句话，可谓曹氏性格的点睛之笔，损透了。中国自古有“摩顶放踵，以利天下”，以极端牺牲精神奉献他人的墨子，也有“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以极端的“不利他”名言著称的杨朱，正是有了曹操此语，才出现了这样极端”损人利己”的警世名言。后来《三国演义》和戏剧《捉放曹》都扣住这句话，铺垫加工，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说实话，曹操的白脸，也正是在这时侯才涂上去的。这难道是“正统观念”的偏见，和“文学形象”的歪曲，才使曹操出现了正负两个映像吗？
  南北朝为何出现大量的贬曹记载，原因也复杂，中华书局《三国志》校点本的“出版说明”云：”东晋之后，史料的发现已经渐渐多起来了”，可以补正陈志之缺失。我想还去除了陈寿“为尊者讳”的忌惮。
  曹操下过“求贤令”，但后来又杀过不肯为他所用的名士弥衡（“借刀杀人”一语典故出处），杀过不肯为他专用的名医华陀，杀过聪明胜他一筹的名吏杨修。到他子孙时，“九品中正”的门阀制度代替了举荐贤才，“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儿子会打洞”，因此官员中“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庶族”，“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左思《咏史》）不但没有保住曹氏江山，而且断绝了西晋的人才，邓艾、稽康等武略文才之士，一个个被送上了断头台。曹操“代汉”采取的策略步骤：挟天子，加九锡，树党羽，把一切都铺垫妥当了，然后再让子弟从容登基，并且同样美其名曰：“禅让天下”，等等，都被司马氏亦步亦趋地学到手了。
  和曹操同时代的刘邵写过一本《人物志》（曾有出版社以“三国人才学”大做广告）。书里专有“英雄”一章，可以窥见当时对这个概念的看法。刘劭以为若分别言之，“夫草之精秀者为英，兽之特群者为雄。故人之文武茂异，取名于此。是故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但是事实上“聪明者，英之分也，不得雄之胆，则说不行；胆力者雄之分也，不得英之智则事不立。”举例而言，“必聪能谋始，明能见机，胆能决之，然后可以为英。张良是也；气力过人，勇能行之，智足断事，乃可以为雄。韩信是也。”这就是当时的“英雄观”。
  自打汉末天下大乱，群起诸公曾笼而统之地被称为“群雄”。《三国演义》里又细分为“英雄”、“枭雄”和“奸雄”三档。曹操是以“英雄”自许而且许人的，见他“青梅煮酒”一事，却不幸被后人评定为“奸雄”之首。
  这一字之别，古时说法是效《春秋》褒贬之义，深入骨髓的。恐怕就是经过若干世代的后人体验捉摸，“锻炼”出来的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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