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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柏杨用讽刺科举制度的诗来抨击联考，而现在也有很多批判高考的人喜欢把高考和我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做类比。看来大陆和台湾虽然实行不同的社会政治制度，但毕竟同为中国人，不仅考试制度十分相似，连对考试制度的批评都如出一辙。高三的时候，我跟大部分高中生一样，十分赞成这种观点，直到大二才有所改变。那是一次校内的辩论赛，辩题是“高考录取分数线是否应该全国统一”。我们是正方：“高考录取分数线应该全国统一”。围绕这个辩题，我组织了一次集体讨论，对高考做了仔细的分析。考虑到反方可能用科举制度作为例子来证明：全国整齐划一的考试形式和录取形式将会使高考走向僵化。我们专门准备了一整套辩词来反驳这种观点，其核心就是不能将科举与高考做类比。虽说辩论赛是“辩题决定观点”，辩论中反方新闻系代表队也没有拿科举来说事，这个辩词未能派上用场。但“科举的弊端不能类推至高考”的思想却为我所接受，并信奉至今。也正是由于那次辩论，对于高考，我才开始从一昧的抨击转为冷静的反思。
  首先，我们不可因为明清时期科举的腐朽而否定整个科举制度。科举制度的在其初期是利大于弊的，余秋雨《十万进士》中讲的非常详细：
  需要确立一种能够广泛承认、长久有效的官吏选择规范，这种规范在哪里？
  世袭是一种。这种方法最简便，上一代做了官，下一代做下去。中国奴隶制社会中基本上采取这种办法，后来在封建制社会中也局部实行，称之为“恩荫”。世袭制的弊病显而易见，一是由于领导才干不能遗传，继承者能否像他的前辈那样有效地使用权力越来越成为严重的问题；二是这种权力递交在很大程度上削减了朝廷对官吏的任免权，分散了政治控制力。
  世袭强调做官的先天资格而走进了死胡同，因此有的封建主开始寻求做官的后天资格，而后天资格主要表现于文才和武功这两个方面。平日见到有文才韬略的，就养起来，家里渐渐成了一个人才仓库，什么时候要用了，随手一招便派任官职，这叫“养士”，有的君主在家里养有食客数千。这种办法曾让历代政治家和文化人一想起都有点心动，很想养一批或很想被养，但仔细琢磨起来问题也不少。食客虽然与豢养者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养和被养的关系其实也成了血缘关系的延长，由被养而成为官吏的那些人主要是执行豢养者的指令，很难成为平正的管理者，社会很可能因他们而添乱。更何况，君主选养食客，无论是标准还是审查方法都带有极大的随意性，所养的远非全是人才。至于以武功军功赏给官职，只能看成是一种奖励方法，不能算作选官的正途，因为众所周知，打仗和管理完全是两回事。武士误国，屡见不鲜。
  看来，寻求做官的后天资格固然是一种很大的进步，但后天资格毕竟没有先天资格那样确证无疑，如何对这种资格进行令人信服的论定，成了问题的关键。大概是在汉代吧，开始实行“察举”制度，即由地方官员随时发现和考察所需人才，然后向政府推荐。考察和推荐就是对做官资格的论定，比以前的各种方法科学多了。但是不难想象，各个地方官员的见识眼光大不一样，被推荐者的品位层次也大不一样，如果没有一个起码的标准，一切都会乱套。为了克服这种无序，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便形成了选拔官吏的“九品中正”制度。这种制度是由中央政府派出专门选拔官吏的“中正官”，把各个推荐人物评为九个等级，然后根据这个等级来决定所任官阶的高低。这样一来，相对统一的评判者有了，被评判的人也有了层次，无序走向了有序。
  第二部分高考是知识的考试（2）
  但是明眼人一看就会发现，这种“九品中正”制的公正与否完全取决于那些“中正官”。这些在选拔官吏上握有无限权力的大人物的内心厚薄，成了生死予夺的最终标尺。如果他们把出身门第高低作为划分推荐等级的主要标尺，那么这种看似先进的制度也就会成为世袭制度的变种。不幸事实果真如此，排了半天等级，没想到最后拿出来一看，重要的官职全部落到了豪门世族手里。
  就是在这种无奈中，隋唐年间，出现了科举制度。我想，科举制度的最大优点是从根本上打破了豪门世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使国家行政机构的组成向着尽可能大的社会面开放。科举制度表现出这样一种热忱：凡是这片国土上的人才，都有可能被举拔上来，而且一定能举拔上来，即便再老再迟，只要能赶上考试，就始终为你保留着机会。这种热忱在具体实施中当然大打折扣，但它毕竟在中华大地上点燃了一种快速蔓延的希望之火，使无数真正和自认的人才陡然振奋，接受竞争和挑选。国家行政机构与广大民众产生了一种空前的亲和关系，它对社会智能的吸纳力也大大提高了。
  其次，我们不能因为对科举制度的批判而否定考试制度本身。前文《考试能力是现代人生存的基本素质》中已经说了，通过考试选拔人才并非封建糟粕，而是与发达的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人才选拔形式。说句笑话，咱们的高考还只是全国统一考试（现在都不统一了），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GRE）则是全球统一考试，不分国家、民族、种族、母语都用同一张卷，考一次收费175美元，比咱们“酷”多了。GRE满分2400，中国学生没有2200很难申请到奖学金，低于2000则很难获得入学资格。
  第三，高考与科举制度无论在形式、内容还是目的上都和科举有着本质的区别。
  高考的形式远比科举考试灵活多样。在形式上唯一和科举还有点象的就是语文作文，但从99年语文作文改革以后，这种最后的类似也消失了。99年以前的作文，严格的分为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三大文体，每种文体都有相对固定的模式，题目也往往和思想政治联系起来，多少保留了一些“八股取士”的痕迹。现在则通通改为文体不限，提倡个性化表达，题目新颖，不再涉及政治问题，真正成为了考察学生的文字表达能力、思维扩展能力的题目。与禁锢思想、死板僵硬的八股文毫无共同之处了。
  高考与科举在内容上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不用罗嗦。我很难认同一个能同时把语文、数学、英语、政治、历史、地理学好的人，会在知识结构上存在多大缺陷，会符合前文所引徐灵胎诗中所写的“可知道三传四史，是何等文章？汉高唐宗，是哪朝皇帝？”。
  不过，二者的本质差别还不在于此。
  科举考试是为国家选拔行政管理人才，其主要弊端是通过对文学水平的考察来断定一个人的行政管理能力，可谓南其辕而北其辄。高考的实质，是对有限的高等教育资源进行分配。高考成功者只是可以享有比别人更多更好的教育资源，并不限定个人的发展方向——重点本科、一般本科、专科院校的专业设置基本相同。通过科举的人唯一出路是做官，通过高考的人则拥有现代社会所有的发展可能。这种从一到多的飞跃，不是量变而是质变。大家可以想象，一道选择题只有一个选项，而另一道有上百个选项可以随意选择，这两道选择题是否存在本质的区别？还能不能说“反正都是选择题，换汤不换药，新瓶装旧酒”？
  高考成绩主要说明：你的基础知识学得不错，有进一步深造的能力。它根本没有为国家选拔官员的目的——这个目的其实和现在的国家公务员考试更接近一些。高中学的、高考考的实际上都是一些基础知识，并非实用知识，如果你高中读完不再继续学习，这些东西确实没有多大用处。但这些知识进一步深化，就非常有实用价值了：
  进入大学以后细分专业，学机械学建筑的，以高中物理知识为基础，四年之后就可以设计图纸用来造机械造房屋了；学医药学生物，以高中化学为基础，毕业之后就可以治病救人甚至研发新药了；学地质的，以高中地理知识为基础，四年之后就可以探索矿藏，为国家勘探煤炭石油等重要战略资源；学英语的，大学毕业后日常的读、写、说便没有什么问题了；学法律、经济、工商管理的，以高中的文科知识以及数学知识为基础，大学毕业以后便可以代理诉讼、为企业为国家经济发展出谋划策……
  反之，如果没有高中的知识为基础，要能够在四年内做到这些是不可能的。我的第一本书《最高命运》是我大四毕业时写的，16万字7个政治人物的传记，内容涉及五个国家不同时代的历史，高三毕业的时候，无论文字功底、历史功底、政治学功底都差的远，写出来的东西甚至够不上在校级刊物发表的资格。但如果没有高中世界近代现代史和中国古代史的基础，没有高中政治关于国体政体方面的知识，没有高中语文的遣词造句（看似简单实则玄妙无穷）、古文阅读方面的训练，再过四年我也写不出这样的书来。
  第二部分高考是知识的考试（3）
  讲到这里，我插一点我对高考作文改革的看法。有人，应该说有不少人认为，作文成绩在高考语文总分中的比例太低，需要增加，甚至整个高考语文就考一篇作文。这种创意听起来很人性化，也很“罗曼蒂克”。我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与高考的目的相悖。
  高考的目的不在于选拔某一方面的专业人才，而在于对一个人的基础知识和学习能力做出评估，再以此为依据分配高等教育资源。高中语文学习的基础能力是多方面的，写作仅仅是一个方面。通过高考进入大学的学生将来以写作为生的只是很少一部分，语法基础、文学常识、阅读能力比写作能力更重要。他们可能从事各种与写作无关的职业，但打下深厚的阅读基础、包括古文阅读基础，能够在工作中高效率的阅读书信文件，平时浏览报刊杂志，在茶余饭后读一些散文、历史陶冶性情，提高整个社会的文化程度，才是大众化的语文教学最主要的目的。仅就写作能力而论，日常生活中的写作无非个人信件、总结汇报之类，能够写得清楚明白足矣，用不着文采斐然、旁征博引。
  有人说一篇作文完全可以反映其字、词、句、阅读、表达各方面的能力，不知道说这个话的人参加过高考阅卷没有，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严重违反人力资源评估的基本原理。评估一个人的能力是两方面的，既要考虑被评估者的表达程度，也要考虑评估者的接受程度。就算作文能反映各种语文素质，评卷老师流水作业式的批改能够把这些素质正确的评价出来吗？根本不可能。对一篇文章的“好”与“坏”做出评价都往往会在众人中争论不休，要在十几分钟之内做出从0到150的一百五十个等级的判断，还要区分五六种语文素质，只能昧着良心乱来了。作文评分的主观性太大，通过一篇150分的作文对学生能力的评估所产生的偏差将大得难以令人接受。
  从另一个角度考虑，考场作文的水平都是很低的，与真正的“文学创作”没什么关系。科举考了一千多年，没有出过一篇为后世称道的文章。科举状元中后来真正成为大文豪的也就那么四五个。文学一进入考场已经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创作。韩愈后来读到自己当初在试卷中所写的诗文，“颜忸怩而心不宁者数月”，简直不想承认这些东西出于自己的手笔。他由此推衍，“要是屈原、孟轲、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等人参加科举，写出来的东西也必定很丢人。”我看过那些炒得很火的所谓“满分作文”，只能用惨不忍睹四个字来形容。由此可知，作文占150分，将既不能准确考察一个人的语文基本素质，也不能准确考察一个人的写作水平和写作潜力，纯粹是“文学浪漫主义者”不切实际的空想。其实想一想，当初科举用文学的方式选拔行政人员，何尝没有某些“儒学浪漫主义者”的“功劳”。历史上很多好的理想，最终变为罪恶，其原因也大抵相仿吧。
  还有人爱用“钱钟书考清华数学考了0分，语文考了满分”来论证现行高考制度不合理。其实这也可以用“高考考试形式与考试目的”的观点来反驳：高考考的是基础知识，为社会挑选合格的人才，而不负责发现天才——天才不应也不能通过考试筛选。现代教育是一种“平民化教育”而非“精英化教育”，中国历史上出了多少钱钟书似的大文豪，但真正社?